士 

     学而优则士，这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然后，一高了，先欣喜若狂，后王顾左右，再悲苦莫名,顿悟原来高处不胜寒，是叫出冷汗时也出热汗,出热汗时也出冷汗啊。于是写字的不能乱写，握笔的不能乱握,牢骚太盛防肠断，牢骚太多，鱼都不让你钓了。他听着众多劈里啪啦的掌声,偶而也有治理天下之快感。然而很快地发现刚用左手打了的耳光,午晌一过，又用右手打自己的耳光。回家洗澡，大汗淋漓。惟恐自己的臀部又长出了尾巴，站错了队。从此,只能不断地表示向人家学习，我水平太低,甲思想深刻,乙思想独特,丙思想既深刻又独特。说实话他们应该还是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只不过像一只老鼠在夜晚思考。既庄严又幽然。他们为自己作为一个文人总结的道德、操行基本遵循以下一条思路,为中国21世纪的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或谜面。你学会下面这篇单正平先生提供的讲活范本你也是一个“士”了,而且是一个高水平的士。

     “程秘书长要我讲话，我没什么好讲的，他再三说，我推不掉，那就随便讲几句。我说得可能不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本来嘛，这个会我不该来，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犹豫再三，还是来的好，来了可以向各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何况我还没老。当不了专家学点知识，让自己更丰富一些，还是很好的。在座的许多老同志都来学习，我们更应该学习，不来，岂不错过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就来了。我出发那天倒霉得很，下楼摔了一跤，当时我想，这腿要摔断了，可就来不了了，万幸没摔断，连皮都没蹭破，所以我就来。谁想急急忙忙出了大门，又找不到自行车钥匙，车骑不成，火车一误点，就麻烦了。关键时刻我女儿把钥匙给送来了，这会就让我赶上了。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启动了，我最后一个上车，刚站稳，火车就出站了，我看玄，真是万幸。刚才我听了王先生的发言，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非常透彻，把问题全说明白了。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他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略)，第二(略)，第三{略)，不知我概括得对不对。对了，是王先生讲得好，不对，是我水平太低，请各位原谅。刚才李先生也讲得很好，非常有水平，高瞻远瞩，抓住了要害，又生动又精彩，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出了我许久想说又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我认为他的基本思想是（略）。张先生的说法最合我心，当然我不是说王先生、李先生讲的不合我心，我刚才已经说过我赞同他们的观点了。张先生的讲话合我心，因为他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大开了我们眼界，深化了我们的认识，我想我们每个人要是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国家的学术就有希望了。最后我想说，这个会开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别的会我可以不参加，以后这样的会我还要参加，哪怕摔断了腿也要来。谢谢大家。”

     思想家　启蒙者 

     文人中的稀缺资源。个数比大熊猫、中华豚还少得多，老是拿批判了又表扬，表扬了又批判的孔子、老子、孟子来充数。都几千年过去了啊。 

      理论家和评论家 

     有一位笔头锋利能割出肉——不，是鲜血——的理论家把其中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家们的学术取向，简称为“屠龙术”，这看起来还是挺抬举他们的了，我想还是称之为“屠虫术”更为合理、稳妥，更能激励这些“术士”“攻城有啥难，屠虫有钱赚”的团队精神。他们有时似乎也有点某种程度的不安，但他们都怪天气太干燥，水份容易跑掉。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专门套外国人的名词，他们不管自己的专业水平尚处在弗洛伊德“婴儿性欲”的水平，大谈外国名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知道中国的路有多长多宽，就大谈家庭轿车。不能不承认，他们有时也挺会蒙人哩，前有国际先进水平，后有发展中国家追兵，他们大谈中国发展经济要打“乒乓球”。小球推动大球，你有这个水平？不能不承认有些经济学家仅仅停留在我可爱的家乡的可爱的老乡“吧嗒，吧嗒”边抽烟边计算今年一亩地要缴多少提留那个水平。我的老乡种了五十多年田，从来不知道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一个农学家的头衔。你这样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有人说现在学术繁荣，是的，会很多。 

     作家 

     我常常佩服于外国作家评论中国作家非常的深刻、精练，一针见血。早在1955年12月3日，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伟大了起来的存在主义祖师爷让·保罗·萨特就评论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胡风事件，他说：“一个地下的文学运动员有可能在沉默中进行，而胡风却说得很多。”但中国作家“人人都相信”。没有哪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像萨特那样用一句话概括了当代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当他们的题材涉及革命前的背景，他们通常是成功的。但小说家们似乎并不能生动地处理革命后的情况，他们通常有一个标准的结局，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想变得有生气的话，则必须要增加敏感性。”作家们其实还是有敏感性的，而且很敏感，简直过敏了，他们的笔像一个探雷器，在空白的稿纸上绕来绕去，但裂口处处存在，谁也找不到这肯定存在的裂口——有人陷进去了——究竟在哪里，他们像所有没多少文化的人一样，突然之间感到孤立无助，惟一的办法是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他们看起来是不能正视稿纸，其实他们已无法张开眼睛，面对读者面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心灵。他们在年轻时也说，作品是自己的儿子，但当他们回首往事，他们竟开始厌嫌自己的儿子，竟至于记不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们的脸开始发红了。他们有苦说不出，他们开始思想开小差，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认识了这些方块字。他们觉醒了，但已无能为力。他们有了漂亮的悼词，然后又有一帮人开始靠他蹭饭，过着自以为是的生活。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讨论解散供养他们的那个像官方又像民间的世界上少有的写作团体。不知道一旦解散，他们还能否活着。据说他们也不需要像老农民那样只要不死就要种田缴提留、农业税那样辛苦，双休日，不用每天上班，一年上缴一二篇发在只有一二千二三千册的杂志上的小说能就顺顺当当当他娘的专业作家。他们开着笔会，和那些睁大眼睛的业余作家一起讨论下次去哪里拉赞助，然后谈那些有背景的文坛掌故，神秘得不得了，其实大家都知道。然后谈性，性事、性爱、性交。总之一定非要谈得不幸掉入狼群的业余女作家脸红脸白脸白脸红不可，然后装老爷，谈人性，装糊涂，有点像了，就做个机会主义者，运筹帷幄。他们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一团一团，一结一结，死拧着，所以中国大便型小说汗牛充栋。有时团与团、结与结打群架，对的也就错了。泰森打架，还要选个好对手。中国作家没有对手，他们基本的形态是：坚硬的稀粥。 

     秘书长 

     事实上他们已脱离了文人这一衣钵，他们安排宴会、人员、车辆、礼品。有时还包括个别上司的来历不明的财产的处理，若干个神秘友人的电话。他们跟“文人”两字有点搭界的是吩咐秘书：“这开幕词太短，领导哈欠都还没哈完哩。”另表一桩，他们经常给报社打电话，说：“那个小稿子就不发了吧，这么大城市，就几个人来大院坐坐，你们就别瞎折腾了，猪棚塌了，压死小猪常有哩。” 

     秘书 

     速记员、抄写员、转载员、扩句专家、常有理专家、感叹词专家、准国际问题专家、准国内问题专家、准回顾地方史专家，几个小问题顺便提一提专家、装糊涂专家、人际学专家、领导矛盾处理专家、隐私研究专家、数字专家、信手拈来专家、标准后台递词员……他们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们是文人群中升官率最高的一群，他们的头衔都不是白拿的。他们聚在一起常常会心一笑。他们之中有特殊的一群，人称老秘书，清一色有吸烟、喝酒等不良嗜好，不能在上司面前表现出红光满面的精神风貌，他们的位置坐得很稳、很牢靠，他们有一日伏案写作纹丝不动的扎实功夫，但落得个面灰唇黑的面容，一眼望去，不是痔疮，就是便秘。文人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记者 

     我也真是无可救药，把这个词写进文人行列，怪只怪中国汉字，实在太多，有时太宽容，表达有模糊化倾向。记者，历史的记录者，事实的记录者，事件的记录者，街听巷闻的记录者，会议的记录者，中国的记者做得到吗？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记者天生具有优越感。把他们称为红包记录者、礼品的记录者也许更合适。没有几个人会把记者当一回事。他们成天习惯于去开会，拿材料。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可想。然后把一个吹牛、聊天的小会，写成团结、鼓劲催人一路小跑的大会。又团结又鼓励又一路小跑，然后去让人签字同意，然后听人家说，高度不够高，宽度不够宽，深度不够深，广度不够广，反正你得把红头文件上的字一古脑儿抄下来为止。渐渐地你发现，如果真实地记录一个会议，就简直等同于愚蠢透顶。刚刚发了文件说，报纸上全局性的稿子1000字，但你发现这文件就有2000多字原封不动登在报纸上。你有时发现自己是一个拉广告的，有时发现自己是一个订报员，有时又成了一个送报的，你除了屁颠颠的一个人、乐哈哈的一个人，作深刻思想家状的一个人外，你能相信自己从事的是“用事实说话”的职业么？

     你有时也能发现一点深刻的新闻，就是你想不通“有偿新闻”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既然是新闻，又何须有偿，又是怎么发现它是“有偿”的呢？难道中国的记者真的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功夫吗？恐怕没人相信。 

     杨伟名 

     我愿意把这位爷单列，因为这位爷才叫文人。1962年5月10日，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名党员写给镇以上各级党组织一份意见和建议材料，题为《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曾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并在县内多次受到批判。“文革”中，执笔者杨伟名含冤身亡。1979年4月27日，按照中共户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城关公社党委主持群众大会，给杨平了反。《一叶知秋》是一篇奇文，当时被认为是“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杨现在被认为“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的思想家。他出身卑微，只读过三年私塾，有短暂的基层政权从政经验，然后回乡务农。但是他的文章对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新民主主义建设、市场供应、统购统销、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提出“恢复单干”问题。许多提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本都成了正确路线。如果说什么叫说实话，这就是说实话。一位我尊敬的记者说，杨的出现是一个谜，我说不是谜，中国有这么多农民，虽然写文章的杨伟名只有一个，但述而不作的说真话的农民不会仅仅是一个，只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文人”只知道“雅”，只知道“颂”，忘了“风”了，在这位思想家的墓碑前，我们有多少文人都应该低下头来想一想啊。（康恺荐自《百姓》） 

     来源： 资料卡片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