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宣布，邀请著名学者、红学家、８２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作为人大国学院院长。此话一出，冯先生的居所——京郊“瓜饭楼”便不再像往日一般宁静。退休近１０年，潜心做学问的冯先生开始为国学院的未来操心起来。６月１４日，记者有幸来到冯先生的家中，聆听先生讲述他学术生涯中的故事。

     两层小楼有６个书房

     冯先生说做学问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在有些学者还去他家查文献。

     通州区张家湾，一处种满了花草瓜菜的小院。冯先生的家就在这里。隐居于此，只为潜心学问，他住在这里快１０年了。

     冯先生居住的小楼进门处，摆放着１０多块墓碑，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见。“这是唐代的，这是汉代的……”他一一给我们指点讲解，戴上老花镜，认真地辨认碑上的文字。这些墓碑，是冯先生花几十年心血收集而来的。他喜好收集文物，以此作为历史文化的考据，７０、８０高龄，还常去潘家园等地“淘宝”。

     走进冯先生家的二层小楼，立即被满室书香所吸引。楼上楼下，除了书房还是书房。随着冯老参观，我们发现不仅二层小楼的房间里摆满了书，在二楼的走廊里还放了几排装满书的书柜。

     从一楼数起，冯先生共有６个书房，每个书房存放着不同类别的书。一楼有两个，一个主要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并兼做客厅；另一个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宽大的画案上铺着纸、摆着笔，随时可以挥毫题字作画。二楼一个收藏文学作品，一个收藏线装书和书画作品；一个收藏西部和敦煌的文献。一个收藏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这个书房较大，围墙三面都是书柜，大的书桌上堆满了书。

     在冯先生家中，西部和敦煌的文献可算是最全的。冯先生说，有些学者都到他家里来查文献。“做研究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料文献都准备好，最好是买到家中。要不然你去图书馆多不方便呀。古书一定要用原本，不能只看排印本。做学问必须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要不然排印本出了错，你做学问不就跟着一起错了？”

     冯先生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上书“瓜饭楼”。冯先生称自己住的房子为“瓜饭楼”，他刚刚出版的新书也以此为名《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冯先生的弟子、人大中文系教授叶君远介绍说，“冯先生小时候很穷，常常吃不上饭，便以瓜代饭。因此自命名住所为''瓜饭楼''。”

     国学院应重金请名师

     没有合适的课程，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国学院不可能办好。

     “很多记者问我国学院的事情，我一概不谈。现在国学院还没有建立，连课程老师等都没有定，说什么不是太早了吗？”在采访之前，冯先生表示，不愿意过多地谈人大国学院的事情。

     但谈话之中，关于国学院的种种依然不时被提起。冯先生的老伴说，他确实非常关心国学院，是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自从人大宣布要成立国学院并聘请冯先生作为院长之后，冯先生家中的电话一直就没有断过。“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冯先生表态：“我要做就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要这个名头干什么？”

     自从１９９６年退休，冯先生对于外界事务能推就推，专心在家做学问，几乎年年有学术著作问世。但对于出任人大国学院院长这一劳心伤神之事，他却没有推辞。他深知，在没有经验，没有借鉴，没有教学模式的情况下，创办国学院，如今又在全社会的关注下，责任确实深重。

     “国学院要做，就认认真真地做，做个三五年之后才能看出它的结果来。一定不能太急于求成。学生们大一大二要好好打基础。”

     “没有合适的课程，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国学院不可能办好。国学院请老师，一定要请真正的名师，人大要是自己没有那么多合适的老师，一定要舍得花重金请名师。”

     至于目前社会上关于国学的一些争论，冯先生表示，“有人问我让小孩子读经有什么用。我回答说，我小学五年级读经，现在觉得还有用。大家现在争论什么是国学，国学包括什么内容。我说我们把传统的精华抓住，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就行了，这比回答国学概念更重要。”

     ８２岁准备９进新疆

     国学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冯老主张国学增加西域学。

     今年９月底，８２岁高龄的冯先生计划第９次进入新疆。这一计划让冯先生的老伴非常焦急，很多亲友劝说先生不要再去了，毕竟年纪大了，怕他身体承受不了。但先生执意前行。

     近二十多年来，冯先生致力于西域文化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曾八进新疆，旁及河西走廊，对西北之汉唐文化进行考察。他坐汽车穿越沙漠，睡帐篷，身上挂着３个相机，对西域文化的研究非常痴迷。

     冒着艰险、寒暑和饥渴，冯先生曾亲自跋涉至黄河源头，进入了白雪皑皑、险峰重叠的积石山深处；曾踏访过位于内蒙额济纳旗的古居延海、甲渠侯官遗址和西夏古城黑水城；考察过位于天山北面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故址、新疆南部的喀什、莎车、叶城、棋盘、诺羌等地以及尼雅、瓦石峡、米兰、且末等古城遗址；曾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寻楼兰古城遗存；两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攀登至海拔４７００米的明铁盖山口，寻觅当年唐玄奘取经回国的路线。

     “中国的西域，外国人在１００多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冯先生叹道，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做更多的发现。他说，今天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去了解考古上的新发现，他的知识就要落伍。早在１９６４年，冯先生在陕西终南山下与朋友一起发现了一个蕴藏十分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址；“文革”中他曾抢救出五件战国时楚国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有长篇铭文的大型铜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来由考古专家定名为“□陵君鉴”。他还提倡研究汉画，认为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墓室壁画等，都是敦煌石窟以前的东西，上接先秦，下接敦煌石窟的宝藏，是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之前的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始面貌，与秦汉古籍对照研究，一定会有新的重大成果。

     “国学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冯先生主张在国学中增加新的学科——西域学。

     做学问就要实实在在

     一个真正的求知者，是应该永不满足，永远要奋力探求的。

     “现在学生学习认真不认真？”谈话之中，冯先生几次问弟子叶君远。冯先生说，“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能求名求利。”

     叶君远教授回忆，当年他读冯先生研究生的时候，冯先生对学生们要求非常严格。“先生不让我们刚开始就写论文，他说学生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到毕业的时候发表一篇像样的文章，２０万字，要在学术界支持住５０年。”

     “总是想着发一些小文章，哪儿有时间思考深层次的问题。”冯先生说。除了对学问严谨认真，冯先生还要求学生勤奋，他自己同样非常勤奋。叶君远教授说，冯先生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开会，杂务，花费大量时间。因此他的文章多是夜里写下的，熬到一两点很平常。冯其庸先生有个习惯，文章之后每每注明写作时间。看他的作品，有的写于凌晨二时。直到今天，已入耄耋之年的他，依然每每写到夜深人静时。

     先生的诗作，很多写于旅途舟车之中。如《黄山歌》注明是从南京至宿州车中，为破“岑寂”，口占而成；《屺瞻老人歌》是游大同之后归途中，因“车中暑不可耐”，乃“口吟此歌”。当多数人抓空休息时，冯先生却抓空在构思诗章。

     冯先生说，中国的学问无穷无尽，有如大海，有如高山。“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一定要肯下功夫，肯吃苦，要自甘寂寞和淡泊。一个真正的求知者，是应该永不满足，永远要奋力探求的。”

     链接·红学

     一年夜抄《红楼梦》

     今年初，凝聚冯先生５年心血的新著《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出版。书前有３万字的长序作为导读，每回之后均有回后批，平均在六七百字，长者达４０００余字，并有大量的随文眉批和双行小字夹批。这部书好评如潮，现已脱销。

     冯先生一生研究《红楼梦》，在他的家中，有众多红楼版本。其中一部极为特别的，是他自己抄写的庚辰本《红楼梦》。他照原行款原页码用朱墨两色，工笔小楷誊录，整整抄了一年。这部高一尺有余的抄稿，书法隽秀，墨色烂然，精光四射，已经成为红学史的珍贵文物。

     冯先生说，１９６６年“文革”刚开始我就被打倒，造反派抄家把我的《红楼梦》抄走了，还作为黄色书陈列展览，我就怕这个书被他们烧了，将来没有了怎么办？我想我得想法抄一本出来，所以我就偷偷地托了别人帮我从图书馆借了本庚辰本《红楼梦》，每天夜里等人家睡觉了，都不知道了，我就开始抄。每天抄多少页不一定，有时十几页、二十页，有时少一点，抄到抄不动了我就睡觉。 

     抄写《红楼梦》的过程中，冯其庸还在装订线背后记载了很多当时的事情，想偷偷留下一点记忆。有一天夜里冯先生的学生死了三个，他伤心得不得了。“白天他们还把我弄去批斗，但是我明白他们批斗我是摆个样子，实际上对我还是挺好的。没想到夜里两派斗了，用长矛把他们捅死了。”冯先生不敢直接写，他只是写，大风、撼户，把窗户都吹坏了。

     但这一年中，抄家的经历让他和曹雪芹产生了共鸣，使他对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了理解。冯其庸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你就知道，《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后再看《红楼梦》，觉得《红楼梦》写了多少他个人的辛酸，尤其他隐蔽写的，当初看不出来，后来看史料慢慢地懂了。也只有曹雪芹，经历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的人才写得出来。  

     １９７０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完成了。冯其庸感慨万分，并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链接·冯其庸简介

     冯其庸先生，名迟，字其庸，以字行，号宽堂。江苏省无锡县前洲镇人，１９２４年生。小学五年级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家乡沦陷，小学停办，他因此失学在家种地。后入农村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又失学，继续种地，后当小学教师。前后在乡种地十多年。抗战胜利后，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１９４８年毕业。１９４９年４月无锡解放，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秋，奉派任无锡市第一女中教师。１９５４年８月调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带硕士研究生。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长期借调文化部主持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并创建了《红楼梦》研究所，任所长。１９８６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截至目前为止，冯其庸先生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由他主编的几种）共有近三十种之多，计两千九百万字。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一条自学的道路。他于二十岁前后开始在《大锡报》上发表旧体诗词和散文。他最早主编的书，是《历代文选》，１９６２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至今一直在重印，并被列入青年文库。

     冯其庸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他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著有论文集《逝川集》（１９８０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研究中国传统戏曲，著有《春草集》（１９７９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他主持《红楼梦》的校注工作，前后历时七年，完成新校注本《红楼梦》。此书于１９８２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链接·研究冯其庸与《红楼梦》

     冯其庸为了《红楼梦》的校注，重新研究了曹雪芹的家世。在此领域里，他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发现了有关曹氏家世的一系列重要材料，于１９７８年９月写成《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考定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应是辽宁辽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冯其庸先生于１９７７年７月写出了《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专著《论庚辰本》。从此就确立了《红楼梦》抄本中“庚辰本”的特殊珍贵的地位。在关于作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性质的研究上，冯其庸先生发表了《千古文章未尽才》、《曹雪芹与〈红楼梦〉》等重要论文。

     １９８２年，冯其庸先生主持的《红楼梦》新校注本问世。此书由十多位专家协作，由冯其庸先生任主编，前后共经历了七年。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从此广大读者就有了一部以曹雪芹的原著为底本并详加校注的《红楼梦》读本。

     冯其庸先生主编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此书用十二种乾隆抄本逐句对校，标出异文异字，十二种抄本的异同可以一目了然。此书对研究《红楼梦》抄本的异同、流变、相互关系等等，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冯其庸先生还领导红楼梦研究所协同所外专家编著《红楼梦大辞典》，前后经过了六年，在１９９０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一百六十万字左右，堪称红学知识的总汇。为了总结清代评点派红学的成果，冯其庸先生又纂辑了《八家评批红楼梦》一书，全书三百五十万字，可以说是集清代评点派红学的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