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秋天，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成为调查对象，罗兰·迪马也被牵扯了进来。 

     我个人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周之后，我独自一人搬进了位于巴黎的一套两居室。我刚离开，盗贼便光顾了我儿子的住处。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初，一伙人耍杂技似的从位于天井顶上的一个小窗户进入了我儿子的公寓，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职业的手法。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处别人的监视之下。 

     １５天之后，在外度假的塞尔日·隆日尔的住所也迎来了不速之客。这伙人是在深夜从屋顶进入他的房间的。他们先是沿着距地面有２０多米的屋顶天沟行进，待找准位置后才进入了房间。从屋顶进入房间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准备了保险绳。由此看来，这伙人肯定经过专门的训练，其行动决心绝非一般小打小闹的蟊贼可比。他们的胆子也非常大：据一位邻居称，房间的灯在夜里亮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我们的对手在找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想找到什么把柄，以便要挟我们这些主管调查的人？然而，正如埃德加·普埃的小说《不翼而飞的信》所讲的那样，他们最后只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 

     １９９８年１月９日，度假归来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预审法院里工作了：有人撬开了我办公室的门锁。一个半月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尽管我的神经还算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风暴的中心：这绝对不是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我写了一封信，将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制作任何复印件。随后，我申请会见了法国级别最高的预审法官之一——上诉法院院长，并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了他。我希望他知道这一切。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磁场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北极圈的极光——它拥有摄人心魄的色彩，它那虚幻迷离的亮光划破长空。调查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６日，星期一。上午快１０点的时候，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它们涉及罗兰·迪马银行账户上的多笔数额较大的过户资金。在预审当中，作出某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作出另外一些决定则可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我们没有犹豫：为了查出这些现金来自何方，我们必须搜查前外交部长的住所和办公室。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和银行系统的反洗钱工作也有很大关系。 

     搜查是预审法官工作的一部分，但在经济案件中这种方法却并不常用。不过，搜查工作很少一无所获。当你把某一份文件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最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银行账户清单、个人档案、账单……这些都牵涉到隐秘的资金流动和非法交易，因此很有可能成为某一起经济犯罪的罪证。 

     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决定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国家宪法委员会是法兰西最有威信的机构，而罗兰·迪马则是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牵扯到这样的案件中，任何人都要接受同样的调查。不过，考虑到罗兰·迪马的地位，我们在行动前还是多了几分谨慎——我们应该维护这位宪法守护者的声誉，这是规矩。我们和其他调查人员以及检察院方面通过多次电话，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开始制定大体的行动计划。 

     当天下午，一起意外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塞尔日·隆日尔是我办公室里的书记员，他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几年前供职于总统府。他对安全问题，尤其是电话窃听技术非常敏感。１９９７年４月，也就是６个月之前，塞尔日·隆日尔通过一位密友并在其担保下申请了一个专用手机号。他这位朋友曾叫若西亚娜，但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都不再这么叫她，她也没有将这个名字告诉任何人。当我需要秘密通话的时候，塞尔日·隆日尔就把这个手机借给我。 

     大概是听出了塞尔日的惊奇，打电话的男人换了一种威胁的语气，赛尔日随即警觉地挂上了电话。当时的我们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戒备心非常强。对于这次正在计划中的调查行动能否保密，我们曾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意外事件使我们动摇了。这个电话表明，一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保密系统并完全掌握了我们的信息。现在，他们要我们知道这一点。 

     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接近６点的时候，我们给巴黎律师公会会长发了一份传真，希望他能对我们第二天一早的搜查行动给予协助。为了保密，我们将行动的行车路线图锁进了保险箱。 

     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燃烧的木炭上行走。埃尔夫案件已经直接牵涉到了政府的最高层。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把秘密告诉一个人，它就不再是秘密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晓这次行动：两名警官（以及他们的上级）、两名检察官（以及他们的上级）和巴黎律师公会会长。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到达了罗兰·迪马的住所，当时街上还空无一人。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次行动真正做到了保密，但开门迎接我们的宪法委员会主席——他脸上带着一点抱歉的微笑，而眉毛又稍稍皱起，仿佛有些不满——却告诉我们，一名记者早在昨天晚上８点之前就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当然，他也将这名记者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我的脑中思绪万分。法律将会严惩那些违反预审保密规定的人。对于每个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来说，他的首要义务就是保证调查正常进行，即使这一调查针对的是宪法的守护者。我不能想像警方、司法部门或律师公会会有人泄密，但我确信，预审法院的对外通话已经完全不保密了。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将工作进行下去。警官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没受到什么干扰。罗兰·迪马的办公室离他的住所很远，那是我们搜查的第二部分。正当我们把目标转向办公室时，情况突然变得复杂了。我们的秘密被泄漏了出去，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它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已经把宪法委员会主席住所的所有出口堵得水泄不通。追捕“大众新闻”的记者和警方之间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会制造一些意外新闻，而法新社将在早上９点就把这些新闻抢发出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想用这种办法来搞臭罗兰·迪马，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但工作还得继续。我们必须乘车去罗兰·迪马的办公室，而大门则是惟一的出口。我没有权利像警察那样把记者们推开。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我们得出结论：和外面的人群相撞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兰·迪马在我们的前面走了出去，他希望坐我们那辆车。于是，他坐到了后座的中间，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司机是我们的贴身保镖。我们三个人都竭力想表现得镇静。对于罗兰·迪马来说，现在这种局面带有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对于我们来说，局面已经失去了控制。一片闪光灯的海洋将我们完全吞没。第二天，这张有着我们三人的照片就传遍了全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因为这张照片而感到自责。这次预审的前面已经出现一个陷阱。这位宪法委员会主席将尽一切努力搅乱我们的神经，他的朋友们也将在旁边大敲边鼓，以便让我名誉扫地。如果他们得逞，我就只好换一个发型，买一套新的职业装，准备另谋出路了。当天晚上，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也在电视上表示，指控一个无辜的人将会招致人们的嘲笑。现在，我们的工作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争论已经掩盖了进行搜查行动的深层次原因。 从罗兰·迪马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翻过一堵墙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另外的出口，外面是一条相似的大街，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们终于躲过了那群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