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环境和人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在大片旧城区得到改造的同时，中国书店的网点却因市政拆迁而日益萎缩。门店由90年代初的25家到目前的12家，10年间锐减了一半多。仅最近几年因拆迁而消失的门店就有7家。 

     ●邃雅斋的“百米图书长廊”将因道路展宽而拆除，但仍将保留6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在市政改造期间也不会中断营业。中国书店在琉璃厂的历史经脉不能断，中国书店不会迁离现址。 

     ●中国书店将在琉璃厂建一座“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设想中的“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地下两层，地上三层，面积8000平方米，外观设计和内部布置都将保持传统专业特色。这一设想已经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目前中国书店正积极申请立项；如果顺利的话，“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将在2006年建成营业。 

     从西单坐15路公共汽车，经和平门到琉璃厂站，过了马路往回走几步便是琉璃厂东街115号；光说这个地址，恐怕老北京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去处，但一提起中国书店邃雅斋，中国的读书人乃至世界的中文读者都不会陌生。2002年下半年，传出琉璃厂地区市政改造、邃雅斋将要拆迁的消息，继而又听说在邃雅斋后院里办公的中国书店“总部”也要迁出，代之以规划中的海王村遗址公园。作为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将何去何从？琉璃厂地区延续千余年的古旧书业的经脉还能否保存？种种传闻让众多爱书人为邃雅斋和中国书店担心。 

     走过邃雅斋那条著名的“百米图书长廊”，记者在后院的办公楼里采访了中国书店的副总经理于华刚。 

     “中国书店服从市政改造的大局，但中国书店在琉璃厂的历史经脉不能断，中国书店不会迁离现址；邃雅斋的‘百米图书长廊’将因道路展宽而拆除，但仍将保留6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在市政改造期间也不会中断营业。”于华刚代表中国书店对此前的种种传闻作了澄清，并第一次向媒体透露了中国书店“自己的改造规划”，那就是：将现在邃雅斋的自有房改建成一座“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设想中的“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地下两层，地上三层，面积8000平方米，外观设计和内部布置都将保持传统专业特色。于华刚说，这一设想已经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目前中国书店正积极申请立项；如果顺利的话，“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将在2006年建成营业。 

     中国书店之所以提出这一设想，是因为近年来古旧书业严重萎缩，形势逼人。建“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既是图新之举，更是自救之策。 　　 

     骄人的历史　　 

     中国古旧书业若从西汉算起已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中，每一次战火动乱、外敌劫掠，都是文化典籍的一场浩劫，古旧书业从业者有如酿蜜之蜂、觅食之蚁，默默却是不辞辛劳地尽力搜寻抢救，使无数古代典籍和文献资料劫后重生，得以跨朝越代，保存至今；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智慧的延续堪称功德无量。 

     北京的古旧书业兴起于辽代。公元938年，契丹族入主中原，升幽州（今北京）为陪都———辽南京。辽南京城内开始出现收售北宋流散书籍的书贩和书肆，并大量刻售佛教经卷和汉文书籍。北京书肆业已见雏形。金元两代，北京城内形成了固定的图书市场和专业书肆。明清年间，北京书业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期，书肆数量、书籍品种、经营规模迅速增长。清康熙年后期，北京的书肆渐渐集中于琉璃厂地区，形成以古书肆为主体的琉璃厂文化街。民国前后，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和新书出版业在我国的出现，新型书局纷纷设肆开店，一些旧有的书肆改营新版图书，新书业产生。而经营历代古籍及回收再发行旧书的店肆便自然组成了北京的古旧书业。在近现代百余年的沿革、分化、集聚之后，北京古旧书业出现了以琉璃厂、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4个古旧书市场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北京的古旧书店（摊）曾一度发展到近400家。 

     北京发达的古旧书业培育了几代文化名人。鲁迅先生在京14年，日记中记叙到琉璃厂访书购书达480多次，郑振铎先生编《西谛书目》时说家中藏书多为古旧书店所购，启功先生则称自己知识的一半来自于琉璃厂的旧书摊…… 

     北京古旧书业从业者以店为媒，以书会友，也留下了许多佳话。日伪时期，郑振铎先生与日伪周旋，曾藏身于书铺库房三月之久；中国书店的老顾问雷梦水先生，年轻时曾多次得到朱自清教授的指点、教诲，朱自清的最后遗墨就是写给雷梦水的书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厚宣先生在中国书店的一次座谈会上，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于重庆任教，急需一部古书，便设法托人转告来薰阁掌柜陈济川。当时，北平沦陷，无法与大后方联系，陈济川找到胡先生所需之书，便将书拆开，每次几页，用信函的方式通过香港辗转寄往重庆，如此反复，直至将一册书寄完。抗战胜利后，胡先生专程来到薰阁致谢清账，但陈济川却一笑而过，闭口不提书款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古旧书业得到高度重视。1952年，以郑振铎、齐燕铭为首的一批人民代表倡议成立国营古旧书店，由北京市第一任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先生和北京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先生拍板，我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于1952年11月4日开业。北京古旧书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立两年后，中国书店的古旧书销售额就达到64万元，占北京古旧书业年销售额的一半。1956年，中国书店与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此后的20多年中，中国书店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全部。“文革”期间，中国书店曾全面停业。但即使在这段特殊时期，中国书店不仅完整保存了全部藏书，还配合文物部门从社会上抢救了许多古代文献资料。1979年恢复营业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中国书店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从成立至今的50多年中，中国书店的从业者们沙里淘金，默默耕耘。收购员们常年上山过河，走街串巷，足迹遍布除西藏、台湾外的各个省区；从农民的破麻袋里，肉铺的案头上，甚至从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收集书刊。据统计，中国书店已收购古旧书刊6000余万部（册），其中珍善本古籍5000余部，列为国家级珍贵馆藏古籍的2000余部；集配线装古书3万余部，集配中文期刊4000多种近2万套，集配外文期刊5000多种近5万套，集配中文报纸60余种近400套；装订修补珍贵古籍图书、文献资料20多万册；发行古旧书刊近5000万部（册），经销碑帖、字画等1000多万件；出版各种图书1000多种，2000多万部（册）。 

     邓拓先生曾专为感谢中国书店收购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杰出成就赋诗一首： 

     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 

     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　　 

     无奈的现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环境和人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在大片旧城区得到改造的同时，中国书店的网点却因市政拆迁而日益萎缩。门店由90年代初的25家到目前的12家，10年间锐减了一半多。仅最近几年因拆迁而消失的门店就有7家： 

     王府井改造工程中东安商场两家门店消失； 

     东方广场建设工程中东单一家门店消失； 

     西单商业街改造工程中两家门店消失； 

     宣武门内大街展宽工程中两家门店消失。 

     据于华刚介绍，根据市政拆迁的有关规定，中国书店门店拆迁得到的补偿款是居民拆迁补偿款的70％，“本来就不够，又打了七折。”靠拆迁补偿款在原址重置新店当然是天方夜谭，即便想在市区稍差一点的地段另觅新址重开新店也远远不够，而书店又不可能迁到远郊农村。其结果是门店拆一家便少一家，一步步退出市区繁华地段。 

     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很快得到改变，今后几年，随着新街口地铁站等市政改造工程的开工，中国书店还将有门店面临拆迁后消失的命运。 

     “不是我们经营者无能，而是无奈。城市要建设、要发展，我们能够理解，愿意支持。但是，保护和发展北京的传统文化本来也是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中国书店还要不要生存、发展，北京古旧书业这条延续了千年的文化经脉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断掉？” 

     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古旧书业近年来的急剧萎缩并非只出现在北京。中国书店因其厚重的历史和在行业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原有的一些古旧书店早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无声无息地消失。 

     据此前媒体报道，按照琉璃厂文化区一期工程总规划，邃雅斋西临的南新华街路面将由12米拓宽到34米，邃雅斋现有一半位于未来南新华街的道路上。另一半，包括中国书店的办公楼，位于将要恢复的海王村遗址公园上，因而成为琉璃厂惟一要拆迁的老字号。拆迁后的邃雅斋则在南新华街和东西琉璃厂街交会的十字路口附近另觅新址。 

     始建于1917年的海王村公园是当年老北京古玩、书画、金石、照相、琴室聚集的场所。报道称，筹划中的海王村遗址公园将成为琉璃厂地区的标志性建筑，这次琉璃厂改造，将恢复当年海王村公园的水法、亭台、石雕拱门等建筑，与东琉璃厂广场一起，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再现该地区的老北京风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书店提出了在服从琉璃厂地区改造规划大局的情况下，建设“中国书店古籍图书大厦”的设想。希望藉此变被动为主动，坚守琉璃厂这块“主阵地”，以图新而求自救。与其坐以待“拆”，不如起而拯之，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门店比原来减少了一多半，我们愧对前辈。现在只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把这座‘古籍大厦’建成，也算对前人、对后人、对读者、对中国古旧书业有个交代。——当然，现在一切还只是设想。”于华刚话里满是期待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