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1984》

     有人说，《1984》是可怕的书。一本书之所以可怕，大概出于两种情形：作者用可怕的方式写书；或者书里写了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前者不能成为可怕的理由。危言耸听是作家们的拿手好戏。但是意识流搞不乱理性，性描写摧不垮性道德，恐怖小说能把人吓得半死，大家都知道那是虚构。但谁能拍胸脯保证《1984》仅仅是虚构，那就一定要有说谎的勇气。

     我一直想知道，可怕的《1984》的作者到底可怕不可怕。感谢董乐山先生，在翻译了《1984》之后，又为我们编选了《奥威尔文集》。书中收录了奥威尔的自传性散文《如此欢乐童年》和《西班牙战争回顾》（节选），以及一些文论。请大家放心，这本书并不可怕，非但不可怕，而且告诉你，写出可怕的书的乔治·奥威尔原来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奥威尔说告诉我们，他出身于“没有钱的中产家庭”，8岁时考入圣塞浦里安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主要靠大棒管理。刚入学时，他每天祈祷：“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在圣塞浦里安，尿床就要挨打。挨打的理由还有许多，背不好拉丁文，算不好算术，违反了莫名其妙的诫条，都要遭此羞辱。此外，校长的业余爱好就是提醒小奥威尔，你是个穷孩子，你欠我的情。这种不愉快的记忆一直持续到他的成年。人们常说，作家的童年经历对日后的创作很有影响，不知道是否可以说，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基调：强调个人自由，同情弱者，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极权、反专制——而且，所有这些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英国他曾经干过各种各样的体力活，洗盘子、当农场雇工，还开过杂货店。1936年他刚刚结婚，就和妻子一道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政府一边作战。在西班牙他很幸运：被一颗子弹打穿喉咙而侥幸不死，躲过了1937年开始的内部大清洗，他的许多朋友都在这次清洗中被处决。

     有件事情似乎很有趣。奥威尔说，他在西班牙打仗时，一天早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才发现一个目标：一个光着膀子、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士兵在他前面不远处狂奔，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开枪，理由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你可以嘲笑奥威尔迂腐，但无法笑话他是假慈悲。这个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士兵是幸运的，因为他碰上了奥威尔，但奥威尔的许多朋友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侥幸躲过了法西斯的子弹，却被自己人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而遭到枪决。奥威尔说：“他们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精华的象征，受到各国警察的骚扰，填满了西班牙战场的群葬坟墓。” 奥威尔说：“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欧洲左派我们了解的太少，只知道欧洲左派与中国左派不一样，中国左派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我不敢说谁是真正的左派，在中国背景下，今天争论这个问题可能很滑稽。但我的确为奥威尔声称的左派而感动，他们坚持道义立场，哪怕这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幸。奥威尔同情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到西班牙打仗是一种左派立场，不向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士兵开枪，这又是一种立场，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我觉得，后者更能说明奥威尔。本书有一篇评论狄更斯的文章，奥威尔说，狄更斯不懂政治，美学上也不一定有多么了不起，但人们喜欢他，因为狄更斯“在任何地方，他总是站在受压迫的人一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弱者辩，是欧洲左派的基本逻辑。反对人因言论和思想而获罪，坚持个人权利，这是奥威尔的基本逻辑。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动物庄园》和《1984》。

     《中国青年报》8月22日发表了一位先生的文章：《像玻璃一样的散文》，该文是关于《奥威尔文集》的书评，作者说奥威尔的理想是写出玻璃一样的散文。这样一来，似乎有把奥威尔归入形式主义作家的倾向——这是我的印象，但愿是误解。形式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作家讲究语言、探索形式本来是天经地义，奥威尔本人也强调语言，比如文集中收有《政治与英语》一文，该文专门谈语言。他说，坏的语言同政治或经济的需要有关，“要使语言清楚，大敌是虚伪。”“如果你使用单纯朴实的英语，你就能从正统政治的荒谬愚蠢中解放出来，”——作家的语言自觉不能保证政治上的解放，但至少能使人的思想不受奴役。所以奥威尔说，反对劣质英语的斗争不是小事，不只是专业作家关心的事。关于玻璃一样的散文，我仔细翻了书，发现奥威尔的原话是“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到玫瑰花，也能看到罪恶。事实上，奥威尔难以忘怀的并不是玫瑰花，而是那些长眠于西班牙的朋友。他曾为他们写诗：

     在阴影和鬼魂之间，

     在白色和红色之间，

     在子弹和谎言之间，

     你的脑袋躲在哪里？

     哪里是曼纽埃尔·贡萨尔斯？

     哪里是彼得罗·阿基拉尔？

     哪里是拉蒙·芬尼洛萨？

     只有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 

     从诗艺角度看，这些诗句一点也不像玻璃，戴着白手套的爱好诗艺的先生们无法对它们进行审美。可是奥威尔说：“对于一种你正患上的不治之症，你不可能发生纯审美的兴趣；对于一个要割断你喉管的人，你不可能感到无动于衷。”他并非不关心文学价值，他喜欢莎士比亚、狄更斯，对托尔斯泰的道德论不感兴趣，但承认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心目中的文学是自由的，人性的。无论是去西班牙作战，还是写可怕的书，他都是在捍卫这种文学的价值。因为他说，一旦极权主义在全世界得手，那么这种文学便宣告完蛋。

     仅仅从文学本身理解奥威尔，可能无法认识奥威尔的真正价值，他的形式不是一流的——二十世纪一流的小说形式得找昆德拉、卡尔维诺（就连卡尔维诺也是前意共党员，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匈牙利事件后退党）。对照他的童年经历，西班牙战争经历，对照《动物庄园》和《1984》，再引述几段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以为，关于奥威尔，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认识，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血肉丰满的奥威尔：

     “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认为你能避免写这种题材，在我看来几乎是胡说八道。……

     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

     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