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版《动物庄园》

     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８年，担任英国工党刊物文学编辑的乔治·奥威尔相继完成了使他名垂青史的《动物庄园》和《１９８４年》。前者是一则内容简单而又深刻的政治寓言：为梦中的动物乐园所鼓舞的动物们驱逐了农庄主，开始了平等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充当首领的两头公猪因为分歧而产生了斗争，失败者成为农庄所有挫折与失误的替罪羊。逐渐地，治理庄园的群猪成为可以任意侵占劳动成果，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特权者，把庄园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后者则展示出一幅未来某个专制独裁国家的恶梦式的幻想图景：在大洋国，电视监控系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每一个人进行着监视，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负责战争的“和平部”热衷于研究如何“在事先不露声色的情况下，用几秒钟时间杀死对方几万万人”；“思想警察”随着会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化为乌有”。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由于向往自然，向往自由，向往爱情，被执政党视为藐视权威的挑战和叛逆，于是，不但他那渺小的存在被权威践踏得粉碎，内心世界也被“思想警察”重加改造。 　　从思想出发点而言，奥威尔的两部小说的宗旨是要打破当时的“苏联神话”。十年前在西班牙战争中的经历使这位从１９３０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的作家感受到从斯大林的苏联那里搬来的绞肉机式的内部大清洗的惨痛与令人绝望。但是，奥威尔的原意远远不仅于此，其更深刻的主题在于：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大大超过人类所能达到的想象时，科技文明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尊严的自由的潜在威胁。人类是否还具有抵御歪曲乃至异化人性力量的能力？当这种歪曲、异化人性的力量膨胀到足以完全违背人类基本需求时，人类是否还能作出勇敢的反抗？埃里克·弗罗姆将这一问题的本质精辟地归纳为：人是否会忘记自己是人？

     在奥威尔之前，已经有俄国的杰姆亚廷和英国的阿道斯·赫胥黎以《我们》和《美妙的新世界》揭示了这一主题。现在，有了《１９８４年》，反对传统乌托邦神话的大旗高高飘扬。人类历史上，在力求尽善尽美的旗号（假如存在这一主观意愿的话）指引下最后导致出尽恶尽丑的结果是屡见不鲜的。奥威尔们正是力图通过对在科学技术无限发展基础上各种极权主义统治可能带来的可怖前景的描述，指出这种神话的虚妄，向人类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的。虽然这种警告表现出严重的忧虑和无能为力，但我们仍然读到了人类亘古有之的那种对于自由、尊严、真理、平等的追求。 　　从托马斯·莫尔的时代迄今，人类还不曾找到过一个完善的可以实现的乌托邦；相反我们倒是已经有了足够的反面乌托邦的实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威尔的预言和警告，真正表现出一个先知者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