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序言，我希望自己把为别人写序言这件事情尽量放到很远的将来再去做。那时候，我很老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寂寞得很，有一个人对我说，请你为我写一篇序言吧，我就会很激动，就特别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然后特别认真地写。这会成为那时候的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时候的早晨和夜晚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快乐而变得心际开阔、阳光明媚。 

     我只是写一下怎么认识孙卫卫的。又怎么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先是收到一封信，用的是北京大学的信封，北京大学的信纸。可是信上说，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刚刚分配到新闻出版报。他一直喜欢儿童文学，喜欢读我的作品，只要见到我的书，他就会买。有的书他一下子买好几本，送给他的朋友。他说他写这封信给我，是为了告诉我，有一个已经不是儿童的人，仍旧喜欢我的作品。他最后说，他之所以用北京大学的信封、信纸，是因为我在一本书里说过，如果再上一次大学，那么我一定要考取北京大学。

      我读着，有些怔住。是一种感动的心情。收到过的信已经很多，这封信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很单纯的由衷。如果他是一个小学生，一个中学生，我也会感动，但也许不会轻轻地荡漾起来。他是一个大学生。已经长大了。可是还愿意以这种方式来真实地告诉你。另外就是细致。我一直喜欢细致，细致的目光、细致的心情、细致的记忆、细致的关怀。孙卫卫细致地记住了我在一本书里表达过的心情，又以一个信封一张信纸来提醒我的心情，这样一来，这只有一张信纸的信的故事就有了真正可讲的意味和乐趣了。讲出来，也会让你听了感动。并且随之自然地留在记忆中。

     这封信被哪一位代我收信的人夹在了一本杂志里，等我读到，已经过了几个月。我对自己说，糟糕。就立即写了回信，说了这件糟糕的事情的原因。我说真对不起！

     几个月后，卫卫到苏州出差，专门来上海看我。那时我正好在装修房子，没有办法在家中接待他。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我的住址，让他在70弄门口等。70弄是通向我们校园住宅区的一个大门。有人来找，我们经常是说，下了车，你从70弄进来……就到了。但是这回，我没有让卫卫进来，而是请他在那儿等，然后一起去了对面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茶室坐下，聊了些写作，聊了些儿童文学。他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后来他把聊到的那些内容写到了一篇文章里。那天，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也是在国教中心，很随意、可口的几个上海菜。但是吃得比较匆忙。那些天，因为装修房子，什么事情都是匆匆忙忙，要想从容不迫有诗意简直很困难。吃完了饭，卫卫说，他走了。

     我送他上了43路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天就离开了上海，还是在上海待了一天。那些天，生活和注意力都变得很粗糙。或许也可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粗粗糙糙的。

     其实，我知道，那一天，卫卫是很想和我聊聊其它事的。更加随便一点，轻松一点。但是那一天却显得拘谨和郑重其事了。并且还录音。这样的遗憾，多半要怪接待客人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制造气氛和感觉？因为你的匆匆忙忙，会使别人的满腔热情也只好匆匆忙忙。

     在那以后，我时而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又买到了我的什么书，或是读到了我的哪篇文章；时而收到他的信，寄来的是他写的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我总是说谢谢他，他总是说不谢。他的细心，很像一个女孩子，可是当他说诸如“不谢”这样的话的时候，又分明是一个干干脆脆的男生。男同志。

     五月份，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大会。我到的那天下午，卫卫就来了。他不是代表，也没有接到以记者身份采访大会的邀请。 他只是来旁听的。每天，到餐厅吃饭，他都是自己掏钱买。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可是兴致勃勃，十分快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是很不忍心的。但是又觉得这也许可以给他的以后留下一个很珍贵的记忆。以后，他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成功，成了儿童文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了，那么他可以去回忆和讲起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自费开会的，但是每一个人成长和成功，都会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故事。在那个时候，当你不出声地在别人的边上坐下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关心你是谁。他们关心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敬仰他。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就是会那样；其实你真是很有希望，但是你又只能这样。大会通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到的，你要收到大会通知，就要辛苦很多时间。然后你才可以不付钱就吃饭了，而且还有人向你敬酒，对你说：“干杯！”

     卫卫，你还愁着那一天不会到来吗？你会到来的。

     会议结束，我回上海。箱子塞得满满的，可是还有很多书装不下。站在边上的卫卫说，书干脆都别带了，我寄过去。结果，我第一天到家，书第二天已经寄到。我目瞪口呆这速度。是目瞪口呆这种热情和友谊！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李海霞告诉我，卫卫当天下午就把书寄掉了。就是说，我是晚上八点多离开北京的，而卫卫在下午已经寄了书。

     7月4日，我要去台湾讲学。3日下午，我正在整理行李，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吕舸的电话，说明天晚上来上海拍摄我。我说，可是明天晚上我已经在台北了。我是4日上午9：15的飞机，先到香港，然后和先我十分钟到达的朱自强一起乘机场快线去金钟道力宝大厦领取通行证。自强是要在香港机场等我的。我说，我没有办法通知到那位等我的朋友。吕舸婉言我想想办法。这时自强早已不在他的长春家中。从长春到香港，不是每天有班机，他只能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香港。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可是在北京的哪儿，我不知道。我打他的手机，手机一直关着。我心里就禁不住地骂，又不是乡下人，手机一直关着干什么？其实我完全骂错了，如果是乡下人，手机倒可能是不愿意关的，而是希望它不停地响着，看上去有派头。我就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如果朱自强和他们联系，让朱自强立即打电话给我。而且发动他们，一刻不停地给朱自强打手机。几个人同时给他打，那么只要他一开机，就逃不了能够进去。可是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朱自强的手机仍旧进不去。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打电话给卫卫。我问，卫卫，你认识朱自强吗？他说，见过一面。我就请他帮个忙，明天一早去机场，朱自强的飞机是明天早晨七点多钟的，他务必在早晨六点以前赶到北京机场，在入口处拦住朱自强，告诉我突然遇到的这件事，让他先去，我改乘6日的飞机。我说，卫卫，你帮个忙哦！他说没事。我说出租车的钱我会给你，他说不用。

     4日一早，朱自强从机场打来电话，说孙卫卫找到他了。

     4日半夜，吕舸他们扛着机器来到我家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个担忧，所以拍得还算是轻松和舒展的。

     到了台湾才知道，那一天，朱自强的手机根本没有带在身上。我对他说，对不起，我白骂了你。

     孙卫卫是我的读者，他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更把他看成是我的一个珍贵的朋友。这个朋友，正好年轻的，还没有女朋友，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家，还是临时地住着，每天去报社上班，晚上便想着文学的事情。文学成了梦。他要想从那里面跑出来好象不容易了吧？我也是二十几岁时开始做这样的梦。那时我是在农场的砖瓦厂上班。也没有女朋友。后来的一切都是在走进梦里以后才有的。我也没有再走出来。我是走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这是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梅子涵为孙卫卫《正好年轻的故事》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