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文学是个新鲜词汇，是对旧中国暴露文学的传承，是政府对权力腐败与社会阴暗批判与反思的表露，或者说，反腐文学就是在现政府容忍范围内的暴露文学。这么说来，中国反腐文学的产生与兴盛的确有些意思。好在繁荣已是事实，相信这个新鲜词汇很快会变得不太新鲜，并被语言学家们纳入新版汉语词典。 

     新中国五十余年的文学史并不漫长，然就现实主义题材来说，仍可以切出三个断代：一是1949年至1979年这长达三十年的革命文学，二是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三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反腐文学。革命文学的前期又可称为战争文学，而后期则属于革命热情的夸张，是对文学与生命的无情嘲弄。伤痕文学就在这个时候接踵而至、应运而生，因此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伤痕文学与反腐文学有着重要的共性，即对政治行为的批判。个性则在于，伤痕文学是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而反腐文学则是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从这个角度说，反腐文学比伤痕文学冒着更大的风险，需要政治本身的支持。 

     在剑指政治的同时又需要政治的容忍与支撑，反腐文学从一落地就注定了其良莠并存，甚至极可能出现一些怪胎文学的复杂命运。当今在影视界极为走红、作者（又称御用作家）名利双收的反腐文学，就属于怪胎文学的一部分。这种文学已经走向脸谱化，专业作家们闭门造车，远离生活，躲在书房里编造出不同的开始和共同的结局。他们看似制造了一些矛盾，其实是在美化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误导了读者大众，是举着神圣爱情的旗帜对文学的奸污。有些多情的读者还为这样的文学动情落泪，这是莫大的悲剧。 

     还有一种怪胎，就是借着政治的容忍度撒野，以胡乱暴露、赢得收视率为乐事。客观地说，反腐文学能够有今天的繁荣，政治的宽容与进步已经是很了得了。笔者是较早从事反腐文学创作的一员，早在1992年就创作了反腐长篇小说《天使的堕落》。记得当时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主编要求我进一步修改，重点是将腐败县长“降职”，否则风险太大。于是，我将小说中的县长“降职”为乡镇党委书记，只在结尾时“提拔”为副县长。这部作品曾于1993年先后在《浙江日报》和《福州晚报》连载，红过一阵，只是没有影视的支持，没有现今一些作品那么露脸。再看今天的反腐文学作品，虽也写副职，可不再是乡镇书记和副县长了，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卖力地写，只是还没写到总理总书记什么的。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这已足现政治的宽容与文学的幸运了。于是，有些作者便借此撒起野来，坐在书房里胡编乱造，炮制出大量不切实际的“腐败文学”而不是反腐文学，比早先的暴露文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反腐文学的名声，增加了反腐文学生存的风险。最近书市上鲜有反腐文学投胎，原因大约在此。）有的报刊还给这类作品连载，替这类作品造势，真是外行替外行鼓噪，属于另一种悲剧与不幸。 

     反腐文学不是不能暴露腐败，关键在于怎样暴露，怎样客观现实、充满批判性和艺术张力地去暴露，从而真正达到鞭笞腐恶，让政治先行者们加大思考力度，推进政治和历史前进的步伐。我认为，九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几部官场文学，就属于这类反腐文学的典范。这种对官场与现实惟妙惟肖的刻画、鞭辟入里的分析，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画卷，能引发智者痛思，为后人留下厚实的史料。 

     不足之处在于，所有的反腐文学几乎都只满足于“素描”，矛盾制造了不少，肤浅却是一个共性。笔者在反腐机关工作十余年，经常与反腐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反腐话题。可以说，反腐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如何按住中国人的软肋一针扎进，探寻出人类灵魂深处的疾患，把反腐文学写得深一些，透一些，恐是我辈“作文者”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