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来说，1966年是一个颠狂的符号。它意味着理性社会秩序的再一次瓦解，各种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崩溃。

     对于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中国人来说，1966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它标志着生命尊严的再一次丧失，人性良知的进一步退化。

     1966年是一个令无数人颤栗、疯狂、绝望而又恶梦缠身的年份。它以捍卫“伟大真理”作为不可动摇的终极目标，用近乎疯颠的“大革命”形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荒诞派戏剧。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试图将自己扮演成喜剧性的角色，可是每一个人却又无一例外地在悲剧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历史翻过了这荒唐的一页之后，每一个人从此就可以轻松地选择遗忘和沉睡。遗忘就是背叛，沉睡就是逃避。这绝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立场和精神操守，更违背一个有尊严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良知和勇气。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已渐渐地患上了失忆症，面对优雅的现实生活和既得的可观利益而不愿回首伤痛，但更多的人依旧盘旋于苦难的深处，在追忆，在沉思，在质疑。他们不断地冲破各种记忆的囚笼，碾碎各种庸常的观念，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重新复苏那段生活的真相，为历史存真，为记忆存真，为生命存真。

     沈乔生的这部小说无疑也是如此。它以一种强劲的力度，将生命中最富诗意的成长过程，演绎成一种人性中最为惨痛的裂变，使生命的启蒙变成了一场悲剧性的祭奠。它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历史决定论的单向思维，道出了1966年的另一种存在真相——那是一种被虚无的信念所掩饰了的人性的滥觞，是由人的生命本能所催发出来的历史灾难。

     凌泉申，这个年方十五的翩翩少年，这个享受着双重母爱的富家子弟，这个对理想、友情、爱情充满幻想的中学生，因为1966年的来临，终于被命运推上了无法控制的滑轮车，开始了一次次无法预测的人生远足。这里，1966年的历史，仅仅为他提供了一个缭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一个合理合法的言行逻辑，而他受经受的和他所努力的，却是一种在历史内部所进行的集受虐与施虐、颠狂与自尊于一体的人性挣扎。这也就是说，沈乔生的真实用意，并非只是在于对历史本身进行一种否定和批判，而是试图穿越历史的幕墙，让我们目睹一场因为一切伦理体系被彻底消弭之后而出现的各种人性灾难。这种灾难，既是历史的，又是生命的，是由历史所引发出来的、生命自然的潜在本能，是人作为动物在非理性深处隐藏的一种强大的破坏性欲望。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校里，凌泉申仿佛是一只永远被别人所追咬的“狗”：他穿了一件颇显身份的风衣，便被同学偷偷地扔进土坑，且撒上愤怒的尿；他秋游时吃上蛋糕，便被班主任吕争青挖苦；他喜欢上了代课老师林怡，便被另外的老师不断地诬陷“有不清不白的关系”；连他的家世出生，也被同学们“咬”了出来——说他是父亲的小老婆所生。他的少年心里决定了他渴望挣脱家庭，渴望拥有社会的关怀，老师的亲睐，同学的友爱，但他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将所有的寄托放在朦胧的情感上，可是林怡老师离他而去，小美人也因病而逝。他成了一只惶惶而不可终日的“狗”，一只游荡在大街上无家可归的“狗”，直到最后自觉地选择了远赴北大荒。

     但是，在家庭中，他又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专咬亲人的“狗”：他一次次逼迫外婆交出玉菩萨；他因为得不到药而在父亲面前揭露母亲的隐情，使家庭不断蒙上阴影；他无数次穿梭于大姆妈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各种恩爱，却从未想到为她带去一份精神的安慰，反而制造出大姆妈和母亲间的冲突；在家庭不断遭受“革命”的磨难时，他怀揣户口本要求改名改姓，与家庭决裂……。他只知道现实对他不公，但他面对这种不公的命运，却无法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真相和伦理真相，更无法洞悉生存就有的内在尊严和意义。这注定了他的成长无法回到真正人道的层面上来，无法回到人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尊严的生命上来，也注定了他的心灵启蒙只能是一次被异化、被扭曲的“非人”的启蒙。

     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回到小说的题目上来：狗在1966年咬谁？这个问题同样可以推衍成更多的追问：谁在1966年变成了狗？谁在1966年被狗咬？

     尽管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追问，但沈乔生却始终围绕着这个追问进行着自己的叙事。其结果自然是一种更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显然，并非只有凌泉申变成了一只咬人又被咬的狗。在小说中，吕争青、汤阿山、黄国福、张瑛、大舅、孔石强……都是一只只不断地咬人又不断地被人所咬的“狗”。他们用“革命真理”作为自己人性异化后的行动理由，不停地四处寻找着能咬的目标，以满足各自内心隐秘而乖张的欲望，同时他们又常常被别人在出其不意时狠狠地咬上一口。即使像吴阿妹、大姆妈等人，也都不例外。他们不停地施虐，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为受虐者，在“咬”和“被咬”中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生存怪圈。这使我想起了奥地利著名的动物学家在《攻击与人性》中所强调的一种逻辑，即，在攻击性上，人与动物永远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在一个道德和法制相对健全的文明社会里，人类的攻击性因为受到种种理性的必要制约，才不至于出现群狗之间相互乱咬的局面；而在一个法制被颠覆、道德被怀疑的现实秩序中，这种攻击性自然就像逃出了所罗门王瓶子的魔鬼。

     这部小说之所以让我颇具沉重，还在于它并不是带着倾诉式的受难者腔调来叙述的，而是以一个对世事尚未通晓的少年视角来展示的。它不是将苦难轻松地推给了历史本体，而是从人自身的沉疴中分析历史灾难生成的原因。它选择一个正在接受人生启蒙的凌泉申作为叙事主体，让他置身于这场灾难的核心部位，不断地承受着人格的自我撕裂，从而将这种历史悲剧实实在在地延伸为一种人性悲剧。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悲剧虽已终结，可人性的悲剧永无终结之境——它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信念。我们只要看看当下欲望横流的生存场景，看看信念被人当作狗屎一样踢来踢去的伤痛情形，就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的基因。

     历史因为生命的真实而变得鲜活，而生命则因为苦难而变得沉重。如果我们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就必须挣脱历史仅仅作为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沉入到历史生活的现场之中，用自身的躯体来体验那份悲凉，用自己的头颅来思考那份苦涩，我们才会在不断地咀嚼中学会警惕，至少不会让有尊严、有道德的人轻易地还原成狗，虽然人与狗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2002年8月4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