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狗在1966年咬谁”？这个题目把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之窗突然开启，在2002年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年份，确实有点令人措手不及。谁会提这样的问题的呢？谁会以这样的题目命名小说呢？最近，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沈乔生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确实令文坛吃惊不小。这就是沈乔生，他一直生活于文坛的潮流之外，甚至生活于我们时代的潮流之外。我不是说沈乔生不识时务，而是说，他这个人真有一股子执拗劲。我这样说不会得到沈乔生周围的人的同意，实际上，沈乔生聪明过人，对生活敏感而悟性很高。多年来，我和他有过数次并不深刻的相遇，他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谦逊平和。但我读着他的作品，总觉得沈乔生对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他不会跟着潮流写小说，小说对于他来说是与命运相混淆的东西，他是一个顽强根据自己的内心需要来写作的人。只有真正令自己激动不已，他才会付诸于文学行动。

     谁还会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经历的坎坷耿耿于怀呢？可能只有沈乔生了。人们早已为未来所激动，为现实所诱惑，过去已经随那些陈旧的服装，折迁的房屋而消失得无影无踪。1966年，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年份，不用说年轻一代人，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年月的人们，回忆都显得很勉强。更有甚者，“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要成为关于这个年份的经典表述。恢复历史本来的记忆可能是一项艰苦且必要的工作。正如王晓明先生在这本书的封底所写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愿意更新翻检的往事，个人也可以完全拒绝回顾历史。但是一个社会却不能这样做，因此，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挑选一些特别的人，以各种方式逼迫他们不断地翻检记忆。”王晓明先生倒是一语道破沈乔生这部小说的客观效果和认识价值。这里的意思即是说，沈乔生不过是历史“无意识”挑选中的作者，他并没有逼迫我们“恢复记忆”的意思。王晓明的审慎用词也包含着对沈乔生写作的个人化的尊重。确实，以沈乔生这种性格和对待小说的态度，他可能更倾向于回到个人的真实记忆中去，因而它的小说才有如此刻骨铭心的内在品质。

     这部小说讲述一个15岁少年在1966年那个年份所经历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变故。当然，在小说的叙事中，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不断涌进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从而使得小说展现出人性与历史的巨大裂痕。15岁的少年，资本家的小老婆生的儿子，从小过惯了优越的生活，遭遇文化大革命，突然间沦落为被摧残与歧视的对象。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它确实概括了那个时期相当多的出身不好的子弟的遭遇，因为具有普遍性，同时就没有奇异性。沈乔生当然知道这点，他实际上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伤痕文学”的前提，以及这么多年陆续出现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的挑战。沈乔生不会忽略这一点，他显然有他独到之处。

     小说的重点在于深刻地揭示人性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的异化，同学、师生、家人、亲友，都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露出它非人的面目。人性显得如此脆弱，也许是生存环境过于险恶，也许是文化根基出了问题。令人奇异的是，小说没有去探究背后的根源，既不象伤痕文学把所有的谬误都推给“四人帮”，也没有直接描写人们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压力。怎么人性突然间就垮了？如此轻易就滑向了凶狠，就变成迫害狂呢？人对弱者的凌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李渤海、孔石强之对“我”，汤司令对“妈妈”，吕争青对学生们，大舅对我的家人，等等，甚至还有我的母亲对大姆妈，还有他人对他人，这些人对人的凌辱，人对人的仇恨，是如此轻易。这就是人性最成问题的地方，小说反倒以这种方式揭示了人性最值得警惕的方面。人性异化是人自身的问题，不能把责任全然推到历史身上。确实，小说的题目强调了“1966”年的时间标记，而小说更为深刻和值得人们反省的是人自身，是人性中难以抹去的兽性，或者说“狗性”。 小说中没有出现狗，狗也没有咬谁，而是人咬了人，人就是他人的劫难。

     沈乔生很用心写这部小说，他显然在小说的文学品质上下功夫。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主人公“凌泉申”，听上去象是“沈乔生”，作者显然在暗示这部小说的自传体成分。自传体或者经验的亲历性，到底在小说写作中有多少的优越性，这还值得推敲。如果处理不好，“自传体”有时会变成一种障碍和陷阱。所幸的是，沈乔生的这部小说处理得相当到位，既反思他人也反思自我，自然真挚，恰如其分。小说出色之处在于心理刻划相当细腻，情感表现富有层次感。在凌泉申与少年同学李渤海、孔石强的意气用事的对立关系中，凌泉申的优越感几乎突然间就被消磨掉，从他意识到资本家这个概念的含义开始，少年人的精神生活就开始蒙上阴影。在这片阴影底下他绝望地生活，也倔强地成长。来自外部世界的压迫：黄皮、吕争青、汤司令，与他内心滋长起来的爱欲和温情（他对林怡老师的爱恋，对小美人的怜爱等等），非常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共同铸就着少年人的精神历程。少年人的心理，自负与自卑，高傲与沮丧，温情与仇恨等等心理与情感，都描写得真挚深切。

     作为一部写作文革的小说，作者已经不再想去反思历史，而是带着更尖锐的眼光在审视人自身，人性本身。因此，小说没有描写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也没有表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景，一个家庭的动荡，一些小人物之间的仇视与磨难，一些爱欲和温情，整部小说写得自然清峻，纯粹从容。沈乔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野心，他只是对着自己的内心写作，为了自己的内心写作。这部小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次恢复个人真实记忆的努力。我以为，这种诚实，这种认真，这种态度值得赞赏，也是当今文学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