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在咬谁？“狗”在1966年咬的是谁？

     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最近重点推出名为《狗在1966年咬谁》的新书留给读者的一个最大胆、最深刻也是最具诱惑的疑问。

     谁都想打开过去的潘多拉的盒子，将魔鬼放出来。我们从这部有着优美文字叙述的小说中看到的不是放出来的“魔鬼”，而是一个充满人性和青春的崭新的“1966年”前后的世界。

     这部重点推出的小说是由作家沈乔生撰写的长篇文学作品。小说通过对1966年前后的回顾，主要是对1966年山雨欲来、已来的情状，通过一个十五岁的有着资产阶级身份的中学生凌泉申的亲身经历及亲身感知，以惟妙惟肖的事件和场景描写刻画出当时史无前例的动乱情形下年青人内心的真切感受、唱出黑色的青春祭歌。

     读一读这部小说，就知道，这是一部提供反思文学新视角的小说，就是说，人类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可人性的基本本质，或者说人的心灵的根本，基本上保持着它的原始面目，很少得到进步，很少得到改变，在1966年前后，一场人性失控的灾难将这种人性的本质推到极致，从而衍生出人等同于狗（其本质意义上就是动物，或者说动物性）的现实。在这场集体无意识的风暴之下，人已经不由自己控制，而是由魔鬼在操纵着他们的灵魂，因此，狗在1966年前后，不断地咬人，又不断地被人咬，人的丑陋面目袒露无遗，人性隐去，兽性抬头，一场集体无意识酿成的人性灾难的烙印就深深地打在了一个15岁的少年的心灵里，直至他自己一步一步地最终也变成了一条狗，一条毫无意识到处乱咬人的疯狗。因此，从这个题目可以深刻地反映出在1966年前后，“人”是怎样从人变到狗的一条有脉络可循的心灵和现实轨迹。

     这部小说提示着我们，人处在一个特定的氛围中，都会下意识地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那就是我们间接或直接接受到威胁或恐怖，虽然人摆脱恐怖的方法很多，但有一种本能的摆脱恐怖的方法就是：千方百计地将恐怖或威胁转嫁出去，从而将更多的人或事物也拖入到更大的恐怖中去。而这种现象所揭示出的即是人性的劣根性的困境，也就是说人心灵的千百年摆脱不开的困境：人，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才能叫做人？或者说，怎样去做好一个“人”？而非用人性恶的那一面去摧残和剥离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作者用一种近于纤细柔美的文字，小心翼翼地叙述一个少年人的心路历程，叙述人如何在恐怖的环境里失去了重量，乃至失去了自己，叙述这个少年如何在一种无助的情形下，悄悄地释放自己的心灵隐秘……小说小心翼翼地绕过历史决定论的单向思维，道出了1966年的另一种存在真相——那是一种被虚无的信念所掩饰了的人性的滥觞，是由人的生命本能所催发出来的历史灾难。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1966年是我写作的起源。没有1966年的体验和感受，没有那一年的红色恐怖和黑色幽默，就不会有我后面的写作。……人都要回到他的起点，都要回去找东西。”

     作者回到了1966年，他是去寻找自己的起点，其实也就是去寻找人类心灵的起点；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年、老年，乃至年轻一代，也跟着作者一起回到了1966年，他们是去寻找什么？难道是寻找那种摆脱恐怖的方法吗？不是，显然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应当是那种人性是如何陷入了困境的最初最根本的原点，从而能够在过去灾难的惨痛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即人，之所以为人，总不能从性恶的学说中去寻找方法或力量，而应当有更富含人性的东西，那就是“善”，是“良知”。

     归结到一点，就是，人不能被魔鬼牵着走，而应当在善的指引下，努力地做一个完善的有着尊严和良知的大写的“人”。

     小说里，女主人公实习老师“林怡”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男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觉成为“狗”之后的潜意识里仍怀着对林怡老师（善）的深深的依恋，可见人性未泯，邪不胜正。

     我们社会，特别是当今的社会，呼唤着诚信和良知，这部小说不再是伤感，也不再是暴露，而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的形式，让我们回到人类最初心灵的起点，它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完成其人格的塑造，否则人只是等同于动物的一条“狗”。因此，这部小说的面世，对我们现实的社会来说，不仅具有审美的意义，同时具有一种特别积极的社会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