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世界对我而言还是一片空朦。我的父母时年20，已经身处新疆的深处，面朝大片的戈壁和尖锐的沙枣默默无言。他们日日辛苦地劳作，裹着棉裤趟进冰河取水，用皲裂的大手相握以求取微温。10年以后我才得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模样，我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样子，只记得那里的西瓜很甜，叔叔阿姨们都心事重重，推开窗户可以看见天山剔透的山尖，我以为一脚就能跨过去。再过6年，我才知道从新疆到南京的路途遥远，屁股坐青了还没到家。

     遮天蔽日的树荫形成绿色的拱门，从中穿越，温和的阳光在眼前跳跃，空气前所未有的湿润，这就是我的南京，处子般的模样。

     童年就是这样地难以忘怀。《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孩子们在红旗招展的年代里拼命玩乐，全然不顾绿色红色的海洋即将湮没独特与个性；在戈壁的荒芜里我和伙伴们一起偷西瓜采葡萄喝羊奶也没有失却应有的快活；凌泉申没这么幸运，1966年，他刚满15岁，作为一个资本家二房太太的孩子，他夹在大姆妈和母亲之间，左右为难，紧接着就黑云压城山雨欲来，整个天空的压抑都倾泻在他孱弱的肩头，父亲被没收财产，母亲在街头拉板车，最亲的朋友病死了，最爱的老师失踪了……这就是一个15岁孩子在1966年的现实。哲人说历史是一场集体错觉，姜文们说红色年代里他们依然快乐，可没有人告诉我，当时代的变迁降临在一个孩子身上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自序里，沈先生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逃不开的作品。”他说，没有1966年的体验和感受就没有他后来的写作，尽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写作都与1966年或者狗没发生什么关系，20世纪70年代他在北大荒写《开渠新歌》，80年代写《月亮圆了》，90年代写《股民日记》，“但我知道我终究是要写它的。人都要回到他的起点，都要回去找东西”。

     他找到了什么呢？不是粗糙的反思或者简单的忏悔，他寻觅记忆里那些不愿提及却无法忘记的碎片，慢慢地拼结起来，呈现给我一个少年眼中1966年的现实。所以，对我而言，这本书不是集体错觉的一部分，它是错觉里面最实在的个人体验。

     书的前半部分，读起来很舒服，张弛有度错落有致，渐渐的，读一会儿就不得不歇一下，那少年叙述的声音开始变得亢奋，变得仓皇，变得次序混乱，那是一种以变声期的嗓门唱出的尖利的歌，让人无法卒听。我以为作者失了大师水准，搁下书不看。

     几天以后的清晨，在车站看到一个中年妇人跌倒路边，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公车，一边尴尬地擦拭膝盖的泥土，我注意到她已经两鬓斑白，握住车梁的手指有深刻的皱纹，沈先生也这般年纪了吧，他们本不该有这样的皱纹，如同我的父母。在这半生里面，他们都遭遇了什么呢？忽然，我想听他们的叙述，没有掩饰未加整理的叙述。那少年的声音又迎面而来，他还能以怎样的声音叙述呢？他根本无法从容，叙述对他而言都已经显得困难了。那变调的歌声，那激昂的诵读是最真实的吧。在写作的深夜，沈先生也激动得手足冰凉吧。

     怀着对那个年代个人的尊重和对真实叙述的景仰，我继续读下去，掩卷之后仍久久无法平静，因此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