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本刊记者  赵磊

     被采访者：作家  沈乔生

     赵磊（以下简称赵）：

     我们注意到了你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它在读书圈子里、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小说时间基本界定在1966年，背景是上海，主人公是一个15岁的男孩子，故事生动、富有黑色幽默，许多细节让人读后无法忘记。我觉得它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真实记忆”，也就是说，是由有文革体验的人写的，是原汁原味的，这和后来的一些对文革没有感受的人写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强烈的真实的磁场。我想问的是，时间已经过去了36年了，你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部小说。

     沈乔生（以下简称沈）：

     说到这问题，我想起一个词，就是：回家。人都是要回家的，这不仅是指有形的肉身，回到故乡，回到家里。更重要的是指精神回家，回到他的起源，回到出发点。远行的人回到出发点，一路检点生活历程，他对自己生命的质地就会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犯下错误（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宏旨，在他本人看来却是致命的），那么，他的灵魂回家就应该是必然的了。

     关于这一点，我在《自序》里写道：“更多的时候，人们不用两条腿走回去，他们用灵魂走回去，虚拟了一个空间和时间，让自己和过去拥抱，互相抚摸饥渴的肌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逃不开的作品。”

     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1966年的故事，我才选定了写字这个职业，要不然我很可能干别的事。30多年来它自始自终都在我的心中，但并不清晰，它是混沌的一团，是强烈而无法消解的，像碎瓦片一样虽然不锋利但却一直心底在割痛你。你知道这里面有东西，但不清楚是什么。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我都没有写，在黑龙江的土地上锄草收割时没有写它，思想解放运动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写的也不是这个，在《钟山》杂志社当编辑时，我还是没有写它，宁愿写别的作品也不写它。我以一种急切和近乎虔诚的心态在等待，我一直在等待写它的时间降临。它终于来了。写的时候我是痛苦而又痛快的。把一颗少年的鲜嫩的心，把浸有黑色毒素的心摊在白色的书页上，对旁观者说：“看啊，这就是我的心！”难道这还不痛苦？这还不痛快？

     我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就我的这部小说写过一些话，我认为其中一段深刻地说明了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愿意重新翻检的往事。个人也完全可以拒绝回顾历史。但是，一个社会却不能这样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值得骄傲的和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同样数不过来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挑选一些特别的人，以各种方式逼迫他们不断地翻检记忆，这翻检当然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也正是这些人以自己个人的痛苦，为社会挽回了名誉：它终究告诉了活着的人，你们的现在正是由过去造成的，而且这过去还将一直活在你们的将来，你们越是对它闭上眼睛，它就越可能比你们活得长久。不用说，在这些特别的人当中，作家经常是人数最多的一类。”

     赵：书的封面上有一行字：“人摆脱恐怖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别人也拖入恐怖中去吗？”小说中也出现相同意思的文字，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是作品的一个主题？读过小说，我发现这个感受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我感兴趣的是，你是怎么  发现这个主题的，换句话说，你是如何在生活中找到它的？

     沈：可以说，不用我去找，是它撞上来的。在1966年，我做过许多梦，都是和我的出身有关，你说奇怪不奇怪？在这些梦里，出身像一张网一样罩住我，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住我，梦中的摆脱都是徒劳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可这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少年的心灵触角是多么稚嫩、丰富，所以他会非常地敏感和痛苦。那时大串连，我偷偷跑出去，到一个地方，接待站要你填表，都要填出身，我很犹豫，知道如实填写会是什么结果，迫不得已造了假，几次下来就熟练了，以后每到一处，我毫不犹豫地填写：工人。那是在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回到上海，回到学校就不一样了，恐怖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你，它浸透在你的血液中，渗入你的骨髓里。

     那么，我是怎么摆脱它呢，我就去到处造别人的反，把别人也拖入恐怖中，等到你发现别人也和你一样，战战兢兢的，甚至比你还害怕，你心里就会好受许多，这是我的真实感受，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人们把你打成狗崽子，你就张开狗嘴，去疯狂地咬别人。这个感觉是从我心中迸出来的，它不是第二手感觉，是真真切切的第一手感觉！也就是说，人性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是从我自己身上发现的。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不把它写出来。心里就会过不去，就会不安宁。

     同时，我发觉别人对付恐怖的办法也和我差不多，一个年龄比我大些的学生，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根正苗红，那天突然得知他的父亲历史上有问题，他的脸阴下来，身子像一片叶子在发抖，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控制不住。这时候一个右派扛东西进教室了，这个右派长得非常斯文，66年前在总务处工作，有次给我们监考，拿张报纸坐着看，翘着二郎腿不停地抖，当时我以为他是个大人物了。那个学生的目光转向右派，死死地盯住，他突然跳了起来，抓起一根钢丝皮鞭，扑向斯文的右派，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他拼命地抽打右派，嘴里狂喊着：“跪下，跪下！”右派被打蒙了，趴在地下，连连磕头求饶。他一下一下抽得更加疯狂，他的脸慢慢地亮了，我知道恐怖在他内心释放了。

     我不清楚此刻他在哪里，他还记得不记得这个情景？！

     所以，我以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可能就是大家心底的声音。

     赵：你小说的中心是人对待恐怖的办法，有趣的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有，你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

     沈：你问的可能是个巧合，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文学评论家王干听说了我这部小说，敏锐地说，你写了一部反恐小说。我以为，如何面对恐怖，是一个人类的共通的问题，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存在。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美国、中国，还是阿富汗，哪个民族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它是考核人性的一个题目。

     拿我们国家来说，1966年，意味着理性社会秩序的瓦解，价值观念的崩溃，这时候的恐怖令很多人颤栗、绝望。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但是，当代社会中人们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威胁、遭遇伤害、失业、环境污染、艾滋病威胁等等，在克服它之前，必然会产生恐惧情绪。如何面对呢？仅就这点而言，人性中有相通的地方。

     原来我的小说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1966年，就是现在出版的，另一部份是写1998年的，约8万字，可能写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两部份没有衔接好，所以我尊重编辑的意见，把98年那段拿掉了，让它以后独立成篇。我写两部份的意图，就是看看32年后，人性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以为，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人性是较少变的，两千年前的人性和现在的人性还有许多地方相似，不然的话，我们何以欣赏悲壮雄伟的楚汉之争？何以迷醉于梁山泊祝英台的生死之恋？更何况1966年离现在只有30多年，人性基本没有变。变化的是观念，是文化的表象，是人性的具体内容，而不变的是文化中一些根的东西，是人性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如果作分析，恐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来自外部，往往是恐怖的环境和来源。另一个层面则是我们的内心，是心理层面上的，就是我们对恐怖的理解和承受。依我看，后一个层面更加复杂更加深刻。对这个层面，应该用健康的方法、用向上的方法来对待，比方说让逃离黑暗的人踩在自己的肩上，让自己的心变得比恐怖更有力量。而小说中描述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方法，是一种向下的方法。在人的品行方面，向下总是容易的，这是动物的天性决定了的。而向上则要艰难得多，需要后天的持续学习才能达到。

     赵：我们注意到，在《狗在1969年咬谁》中，主人公是个15岁的少年，他经历了大量的情感和理智的折磨。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选一个少年，而不是一个成年人。难道成年人的经历不是更复杂，更能说明问题吗？

     沈：你问得很有意思。写作的时候可能我没有想得很多，但潜意识中可能早就认定了这个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的哥哥们和我都是以这个年龄段来渡过1966年的，选它，也就是选自己的亲身感受，是“顺手拈来”的。另外，我对15岁似乎特别钟爱，它是一种“门坎”上的年龄，要脱离童年、少年，却还没有完全脱离，要进入青年，却还没有跨入，它是踮着脚在看青年。这个年龄的人非常想长大，心灵的触角尤其丰富、敏感、嫩稚，又特别容易受伤。因此，15岁的人在1966年就会有许多异常的感觉、情绪和故事。你想，凌泉申在这个年龄就要被两个母亲的爱撕裂，这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刺激！

     顺便说，我对别的门坎上的年龄都有兴趣，就因为它们比一般的年龄更容易波动，有更多的生理和心理变数。

     赵：在读《狗在1966年咬谁》时，我自然就想到鲁迅，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无人能够企及的。我想问的是，你写这部小说是不是受到鲁迅的影响？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回顾和总结这个世纪，你觉得有什么缺憾，有什么遗失的？在新的一个世纪我们应该着重做什么？

     沈：谈到鲁迅，我心里就充满敬意，他是中国文化人中最勇敢、最无畏的一个，他曾那般冷峻地说，对付我们的不过是“匕首和子弹”，想起这个，我的灵魂就要震颤许久。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深刻而犀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足见其一颗赤诚之心。另外，他对“帮闲”本质的揭示也是非常深刻的。我当然受了他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对人性对灵魂的拷问，都是在继续先生的事业。如果没有鲁迅在前面披荆斩棘，或许我们连今天的路还都没有走到！

     说到在二十世纪，我们遗失了什么，这是个大题目，足以让思想界认真思考。让我谈，只能谈点滴的感想。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批判，不仅是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和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自我批判。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缺少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以为，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是子体，自我批判是母体，子体的运作始终不脱离母体。而当前，我看见不少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沉溺于名利之中。而社会批判是以自我批判为底的，如果你不进行自我批判，那你的社会批判怎么可能透彻、有底气呢？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提一个口号：你批判了自己，就是批判了整个人类。”

     从这个意义上说，《狗在1966年咬谁》实际上是一部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小说。

     还遗失什么了？就是尊严。如果有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建立过人的尊严。这句话也不为过。在我看来，没有个人的尊严，就不会有人性的完善，广义的和狭义的爱都建立不起来，就不存在民族素质的真正的提高。

     大概是在1968年，已经复课闹革命了。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一群人突然冲进来，挥着皮带对我一阵乱抽。没有任何理由，只因为我是狗崽子，平时不俯首贴耳。当时我浑身火辣辣的，我站起来任由他们抽打，皮鞭抽在我的脸上身上没有一点痛感，只觉得无比地屈辱。这么多年过了，依然是这种感觉，没有被打痛，只觉得尊严遭到了践踏。

     赵： 你是从事文学写作的，对这个职业你是如何看待的？你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素养，才能把写作进行下去？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沈：我注意到，你用了职业这个词。写作成为一项职业，是好事，也是坏事。既然是职业，你就需要经常写，有时是天天写。天天写也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你没有感觉，为写而写，仅仅当作一个职业，那就不好了。我以为，写作就要有生命激情，要有发现，要有心灵积累，没有这些就不要写，写了也写不出好东西，反而会破坏你的语言和作品。

     最近，我有个想法，作家应该有思想，有审视你的创作原料的新思想，新角度。如果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创作思想保守，视野狭隘，那就很难产生高质量、新意识的作品。当今的写作，也应该引进地球村的概念，我认为，现在思想的产生，往往是不同文化的交流、磨擦、撞击的结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孤立的内部的问题，它是一个边缘和另一个边缘的关系，好比是一块云和另一块云撞击，才产生雷电，才下大雨。王小波、虹影都是在国外生活很长时间的人，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文明的碰撞已不是局限于读外国的书，而是一种在异国他乡的阅历，而这种真切的阅历，掺合到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就产生了特殊的作用。他们两位写的还是中国人，还是自己的“土地”，但质地就不一样了。人，是在认识自己中认识他人，又在认识他人中认识自己的。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视野，是一种器识，以及获得这种视野的一种方法。

     我以为，作家和他作品，是有质地区别的。刚开始比的是技术，大家都不太会写的时候，谁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谁就能发表作品，因为谁对生活会没有一点感受啊？谁掌握了技术谁就出来了。但也不能老停留在技术上，就要比生活了，看谁拥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或者说拥有一份对生活独特的发现，这非同小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很强调这个。第三就是比才气，这要到高的层次才谈得上，人们喜欢说一句话：“到最后，就要看才气大小。”据说，才气很大一部分是天生的，就有点无奈了。

     第四是比人，比人的质地，试想一下，我们读伟大作家的作品，读到最后，不就是读出一个人来嘛！作家写作，写到最后，归纳起来，不就是写自己嘛！ 我们读《史记》，读高祖本纪，读项羽本纪，读韩信读张良，不是最后读出一个胸有浩然之气的太史公吗？我们读《战争与和平》、《复活》，不是读出一个扶犁耕地、一心要背叛自己的贵族吗？李白、陶渊明、曹雪芹、蒲松龄无不如此，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也都是这样。我讲人的质地，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好坏，是指这个质地的独特性和它的达到的高度，是它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当然，这质地又是和大才气揉和在一起的。人的质地，有先天的因素，更重要的来自后天，来自后天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