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纵横、千变万化的当代社会广阔场景中，长篇小说《红莲·白莲》似一束强烈的追光，偏偏定格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20世纪末的沸腾珠江三角洲，并以此为厚实背景，强力聚焦于几个鲜明生动、复杂丰富的村镇青年形象——执着进取、刚毅正直，娶伍妹为妻却对杨艳芳心有旁鹜的莲花镇长马驰骋；聪明能干、自强不息，在人情世故中进退自如、惟对马驰骋欲爱还休、欲罢不能的杰出女性杨艳芳；风流倜傥、八面玲珑的多情种子、荷兰富商秦雄；充满幻想、轻信多情、甘用青春赌明天而沦为“三陪女”四川打工妹韩燕；对丈夫马驰骋爱恨交织、心计多端却总不得要领的马妻伍妹；一心当官、志得意满的莲花镇党委副书记王滔滔……各色人物活灵活现，错综交织，相互效力，构织、组合了当代改革开放巨幅画卷中，精雕细琢的南国人物浮雕群像。 

     然而，随着对这些浮雕式人物、纷繁的事件和宏大的场景的逐步透视，剥离与抽象，超脱而纵观，你会发现，贯穿作品始终的基准音调，是无处不在、淋漓尽致的强烈“现代意识”和“现代感”——同是描述村镇乡土，在我国村镇日趋都市化进程中，在村镇文明受到外来文化、都市文明的冲击过程中，在两种文明相互冲撞又相互兼容的过程中，《红莲·白莲》与许多指向村镇的作家作品不同——如，张炜的最近力作《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中所流露的越来越强烈的对乡土田园的眷恋和回归，贾平凹作品中所透露的深入骨髓的西部乡土情节和身溺其中的自得其乐，女作家王旭峰的演绎百年茶人的《茶人三部曲》中对历史的追溯、回望与慨叹——与这些作品相比较，《红莲·白莲》不消极、不茫然、不回避、不犹疑、不感叹，不含糊其辞，而是以对巨变中的村镇现实生活极其肯定的姿态、坚定自信的主张、鲜明而又先进的现代观念和强有力的推进式笔触，呈现出社会巨变最前沿的当代村镇生活场景，以及贯穿其间的当代生活的价值观、婚姻观、人生观，乃至金钱观。而这些观念往往浸润了现代生活的信息、感染和历经了新旧、城乡等异种文明的琢磨与洗礼。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村镇在进步过程中的某种新鲜现象和新鲜观念持相当的接纳、肯定态度，更确切地说，在肯定中描述、在认同中思索、在接纳中寻求自觉意识的突破与提升。这种本身即具备“现代意识”的姿态，和对于“现代观念”的宽容态度，都有力地把人们对于中国村镇的认识往前推进一步。尤其在与张炜的小说对比时，《红》由于表现出更多的对当代乡村生活的热爱和投入，相应地也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时代大潮浩浩殇殇。作者首先自觉地在沸腾的当代村镇生活中掘取关键题材，加之作者本身即是广东东莞市桥头镇镇长、党委书记，身处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有感而发，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言之有物，更言之有据，也最有发言权。作品因而找到了最佳的审视方位和观察视角，能够逼真地观察和照实地描述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现代村镇生活。这决定了，作者在地域上不但选取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珠江三角洲，其内容情节更涉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上世纪末的许多关键事件，如乡村青年进城高考、“三中全会”后村镇干部改革、独立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现存婚姻不满而引发的婚外恋、外商投资、乡村女子作“金丝雀”等，近20年来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南方出现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由此，读者能够充分感受到故事背后的确凿的现实依据和鲜活的事实生命力。可以说，其实录程度使人不觉得是在读作品，而是感到在听故事。作品的字字句句仿佛组合了一架详尽的高倍望远镜，把读者的视线延伸到当代村镇生活最前沿、最细部、最亮点。《红》似一部来自当代改革开放前沿村镇的关于情感、金钱、事业、发展、人际等诸多领域的最确切的传真报告，而这一点，正是作者具备的自觉的现代意识所决定的。 

     除去题材的现代感之外，作品也试图将“现代意识”贯穿于各个情节的枝枝曼曼之间，在理性地接纳、认同、肯定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对某些“新”问题进行思考和客观地品评。例如作者描述现代村镇的婚外情，既非禁锢式批判，亦非蛊惑式渲染，更非滥情式倡导，而是以其特有的分寸感和郑重感，将男主人公马驰骋、女主人公杨艳芳与马的妻子伍妹之间的来龙去脉和微妙关系，丝丝入扣地传递出来。更可取的是，与当前都市文学中流行的脂粉气和“泛情风”不同，作者绝不为专写情而写情，绝不小女人气地沉溺于小情感之中，而是理性地把情感冲突摆放于时代洪流进程中，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纷繁的情节中——如同一颗鲜红的的水果绝不单摆浮搁，而是在彩色绸缎的映衬下，这种强烈的反差和错综的组合造成巨大的魅力，也添加了思想的厚度。例如书中说：“在20世纪末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少有女孩子为爱而哭，为爱而笑了。哭和笑没有很大的意思，惟有‘笑’还剩余一点意思是健身”，“现代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比爱值得哭，像损了股，比爱值得笑，像中了彩……”作品还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将三个人的性格发展脉络描述到极致。而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陷入概念化的泥沼，而是对情感关照秋毫，敏锐细腻，对于情感的准确把握也令人暗暗称奇。比如描述杨艳芳见到所钟爱的马驰骋时的矛盾心理和不能自持：“她的情感掀起狂涛巨浪。她驾驭不了这狂涛巨浪，只能随波逐流。她有时候感觉接近幸福，有时候又感觉陷入痛苦”。比如对于马驰骋、杨艳芳和伍妹之间的微妙关系，即有一个情节：三个人同走在路上，两个女人客客气气，心照不宣，而马驰骋“只想赶紧逃走”。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与此类同：沈世均与妻子和久爱着的顾曼桢路遇，“世均最怕的就是两个女人站在一起客客气气地说话”。这瞬间对三个人心态的捕捉和描述令人叫绝。而这类准确的描述在作品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纠葛的态度，决非简单处理，非此即彼，而是忽然身在局中、忽然置身局外，反复进行严谨、深刻与科学的思考，而且也并未自作聪明地妄下结论。 

     作者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品毫不避讳、毫不委曲的“金钱观”上。甚至作者在作品的小标题都能渗透、传递某种观念，如作品说到“求爱一样求富”、“男人怕破产，女人怕破相”、“少生孩子多种菜”、“有偿温柔”、“把经济搞活，把爱情搞死”等等，这既生动地反映出南方村镇的语言特色，又折射出现实中的金钱观念和价值观念。尽管在社会巨变时期，人们对于文明、价值、人生、金钱等的认识需要重新建构，但对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言，它至少抓住了“金钱—致富—情感—发展”之间的内在的密切联系，毫不避讳在社会进步中遇见的种种问题和症结，并照实记录反映，同时向社会直截了当地提问。这也正是基于作品的现代感。当然在这一点上，作品中充满地域色彩的语言也功不可没。 

     《红莲·白莲》以“现代意识”为最佳切入点，展示并剖析了中国南方村镇在最近20年来，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矛盾、冲突、纠葛，也由此引申出关于价值、金钱、情感、人生等种种观念的思考——而这些问题正是当代无论都市和乡村的人们需要亟待解答的，是需要重新构建的新文明的标志性问题。或许可以说，《红莲·白莲》在解构村庄中竭力寻求着关于现代文明新构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