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知道的——在一个太太的生活里，没有比吃到一条肉虫子更惊险的事了。城市某一条街道的拐角处，老树的枯枝狰狞如爪牙，黑色枝条的背景是朱红墙面，风一吹，显得轮廓鲜明萧杀，这就算是平庸的城市里的一个惊险场面了。 

    但是12岁的法国女孩蒂皮所选择的惊险生活，完全在你的“城市定式”想像之外。她与世界是这么相处的：骑在柔软温暖的鸵鸟背上飞跑，让小狮子穆法萨吸吮着手指午睡，赤身在河边以象鼻的喷水洗浴——这不是一篇美文的断章，这些真实的画面，来自云南教育出版社《人与自然》杂志社编译的法版新书《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中的摄影照片。 

    拍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法国摄影家、12岁女孩的父亲阿兰·德格雷先生并没有疯。那天他对我说，他永远记得1955年一位美洲印第安酋长的话：让人成为动物吧！也许以后某一天，在动物身上发生过的所有的事，也会在人身上发生。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地球的儿子。 

    这个崇尚自然的理念在摄影师心中强烈作用着，这使他的女儿蒂皮在非洲纳米比亚一出生，就被放在野生动物群里。她攀援着大象哥哥阿布的鼻子和他亲吻。她趴在地上，被猎豹从身后护拥着散步。她婴孩时期，坐在鸵鸟林达背上，“林达很善良”，这个女孩自述说，“它老怕把我掀翻，常常不愿动一动身子”。她三四岁时赤身裸体走进沙漠，那堆小小的柔弱的肉，在大漠夕阳中泛出的光芒，让人怦然心动。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个孩子所提示的“人与自然”相处时的和谐关系——原来他们可以这么融洽，相互间不敌对、不侵犯、不伤害、不杀戮。在现实社会中，事情可远不是那么温情脉脉。在人处于绝对强势的世界里，人们已经习惯于动物们被关在牢笼里，被摆上餐桌，被以各种手段残杀掉。在“我们”与“他们”之间，似乎永远是杀戮和被谋杀的关系。 

    在兽的兽性被抑制的同时，人的兽性无限膨胀。那些被活剥皮的藏羚羊愤怒地冲向杀手，母狒狒和小狒狒被同时枪杀，森林中布满捕捉狗熊的陷阱，“与虎谋皮”的事件天天发生。熊猫是最幸福的，因为据说它的肉不好吃。据说在温哥华，一些附庸风雅的中国人看加拿大人周末烧烤，就把门前的松鼠捉来烤吃了，吓得加拿大人瞠目结舌，第二天就慌忙搬了家。在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中一篇名为《野生动物 饕餮的增值服务》的文章说：从越南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国家再到中国，这一路连结起一个走私野生动物链。这个链条只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口腹之欲。 

    中国的食文化中，的确很多是关于虐食的：食活体猴头。将一头驴子拴在磨上——这磨其实是一台火炉，它糊里糊涂地拉着磨，身上烤熟的部分随时被分食掉。中国最早的环保意识萌芽，恐怕来自“君子远疱厨”。虚伪也罢，伪善也罢，虽说它提倡的不是“不杀戮”，至少是“远离杀戮”。 

    穷困使人们向自然界索食。欲望让人变得面目狰狞。人与自然，一个无可奈何的怪圈。 

    也许只有孩童才是纯粹的善者。蒂皮就说，“动物就是我家里人”，“我的天赋就是和动物说话”。孩子在成长为人以前，与动物之间似乎存在着那种神秘的联系。长大了，就变成魔了——那些为一只断翅的鸽子而落泪的，不都是些孩子吗。从社会学意义看，往积极里说，一个人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是把牙齿磨得锋利的过程；消极地说，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就是善性毁灭的过程。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极端的说法：现在，人在互相诋毁的时候总说，你禽兽不如；而动物们互相攻击的时候，都说，你坏得跟人似的。 

    丰子恺先生恐怕是最明确的环保主义者。他的《护生笔记》中，最知名的是那幅“已死的母熊”：猎人入山，以枪击母熊，中要害，端坐不倒。近视之，熊死，足抱巨石。石下溪中有小熊三。所以死而不倒者，正恐石落伤其子也。猎人感动，遂终生不复猎。 

    也许文明是救世良药吧。在物质富足的现代社会，它使我们开了天目，良性复萌，慢慢看到了一个盲区。“环保”成为一个主题树立起来。它的背后，承载着深厚哲学的意义。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在面对这位法国摄影师的时候，我问他，难道在自然界中，你不怕你的女儿遇到危险吗？阿兰先生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我并不害怕幼小的女儿在野生动物群中受到伤害。其实，都市横行的车流，从天而降的恐怖事件，谋杀，无数的欺骗、诱惑与陷阱，“比自然界危险得多”。 

    但同时，他们又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自然界里。重新回到巴黎的蒂皮对于城市生活已经产生了荒谬感。比如，她习惯于赤脚，在巴黎的学校里上课，她忍受了很久以后，最后索性脱了鞋子和袜子。遭到周围的孩子一通嘲笑。 

    文明越进化，我们越应该热爱自然；但文明越进化，我们又不得不离自然越远——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怪圈。摄影师和他的女儿，正在在两极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