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到7月8日，依靠电话和传真，千龙新闻网编辑对日本学者铃木正夫进行采访。铃木正夫回答了编辑提出的问题，同时还向编辑电传了有关资料。编辑得到了到目前为止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铃木正夫称之为宪兵D）的最详细的情况。
    
    铃木正夫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尤其关注曾留学日本的中国文学家。近几年他都来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根据铃木正夫提供的资料，编辑告诉大家最完整、最详细的有关宪兵D的情况以及为了隐瞒真相，与铃木正夫“捉迷藏”最终失败的事实。
    
    宪兵D毕业于旧商制的学校， 1943年5月到武吉丁宜分队任职的，一直干到终战，职务是班长，位居队长之下，处于直接调配、指挥队员的位置上。
    
    1945年8月8月29日，宪兵班长D下令，绑架并处决赵廉。下令的当天，他就从他的部下那里得到了赵廉已被绑架、扼死的复命。
    
    D在1946年9月，买通军医，由他证明自己曾患过肺病，化名后（将音读的姓名变为训读，音读是日语中用接近汉语的语音来读汉字、训读是用日本固有语音来读汉字），搭乘医院的船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两次被县官厅传唤，每次上县官厅报到时都很紧张。一次是跟D并无直接关系、有关苏门搭腊宪兵队的一件案子，由于一问三不知，就这么打发过去了。一次是一件有关复员档案的笔误。归根到底，他始终未被当作战犯而受到追究。而参与杀害其他宪兵在战败后都离队脱逃，有可能秘密回国了。
    
    D回国之后，他给当时在苏门答腊战后离队而死亡或去向不明的宪兵在当地建造慰灵碑，尽量帮助他的遗嘱得到日本宪兵支付的养老金。同时他编印了《遗族援户会会员名册》和《遗族援户会发起人名册》等，没想到成为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找到他的线索。
    
    铃木正夫通过《遗族援户会会员名册》和《遗族援户会发起人名册》，对当时的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同时也调查到D。1968年底，铃木正夫写信向D核实有关情况，D正好在苏门答腊出差办事，因为家中无人，信给退了回来，后来根据这封信的要求，向战后留在日本的苏门答腊的日本人询问，并将询问的结果写信答复给铃木正夫。答复的基本情况如下——
    
    我终战前在司令部当参谋，所以战后的消息都不清楚。不过向向现在住在北部苏门答腊的一些旧战友打听到如下的一些事，但他（郁达夫）的消息却不得而知。
    
    第一，由于他是重要人物，因而战后在棉兰那边的中文报纸上也刊登过好几次的搜寻报道。
    
    第二，在中国那里有过这样的传闻：大概是让日本宪兵给杀害了。
    
    第三，战后宪兵和特务机关人员被英军和荷兰军当作战犯来追捕，并且参加了印尼的独立战争，与荷兰军交战达数年之久，因而没有什么闲工夫去关心别人的事。
    
    D还表示，他是在昭和21年间的四五月间，调防到了棉兰的军司令部，一份通告送到了那里，要求调查赵廉的下落，据老战友讲，当时出了高额悬赏来寻找他的行踪。和郁达夫的接触有什么麻烦的话，那么特务、宪兵警备队员似乎谁都有可能涉嫌杀害他，虽然杀害的只有他一个人，证人应该有不少，因为证人是无法一笔勾销的。另外，当时的情况到底允不允许这样子随随便便杀人，那还是个疑问。再者，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因为印尼人侵入华侨家中进行抢掠时作抵抗而遭到杀害的。
    
    铃木正夫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杀害郁达夫的凶手就在眼前。
    
    铃木正夫继续寻找有关线索是，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宪兵班长的手下有一个当年队员Y，战后一直下落不明，Y的妹妹多次找到Y的上司，要求交出他的哥哥。Y的妹妹得知铃木正夫在寻找郁达夫的下落，要求帮忙打听Y下落。铃木正夫打听到，Y是战后离队逃走的。当铃木正夫把这些告诉Y的妹妹的时候，她顺便向铃木正夫提起一个中国翻译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事情。铃木正夫专门和她进行交流，Y的妹妹说--
     
    终战之后，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过早已平安回家的那个上司（即宪兵班长），哥哥为什么要离队出走，但他总是支吾搪塞，不想作正面回答，这样到了两三年前的夏天，才总算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终战后不久，在宪兵队当过翻译的一个姓赵的有名的中国人，因为他太了解宪兵队的底细了，所以由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命令手下四个人去把他杀了。当时是开着卡车去的，是Y和后来下落不明的一个把他给扼死的------
     
    那位上司在说这件事的时候，顺便便把当时的情形和名字写在一张纸上。Y的妹妹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纸，铃木正夫复印了一份。
    
    铃木正夫现在才明白，这个Y的上司，这个宪兵班长，就是那个D。
    
    根据相关材料，可以确信，犯罪的指令是由D下达的。铃木正夫给D挂了电话，说：“这件事我已经掌握了真相，从而恳请他，希望这件事，应该由他这个最清楚底细的人来公之于众。” D以为对方没有挂断证据，就将电话挂断了。于是铃木正夫又给他写信，告诉已经掌握了有关证据，但D回信说：“如果你已经掌握了真相的话，比这更翔实的资料也许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吧。你要把你要掌握的材料发表出去，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附带说一句，将与事实相反的东西公之于众，那是会给相关的人添麻烦的。”
    
    就这样，寻找郁达夫的凶手的行动就僵住了。但铃木正夫一直秘密监视着D，常常通过电话号码的索引来核实他是否仍健在，出差途中，也会在路经他的住宅时，确认一下他的门牌。
     
    铃木正夫告诉编辑，从1985年到1994年，他跟D没什么联系。但在1995年，因为发生了一件的事，“以那件事为开端，我终于能够跟哪个原宪兵D通信了，他现在已86岁了，但他还健在，虽然他还常教孩子们下围棋。”铃木正夫再次要求他写一篇“手记”，但遭到拒绝。但与铃木正夫保持了通信联系。
    
    铃木正夫在通信中了解了长要杀害郁达夫的原因——
    
    第一，因为郁达夫太了解日本宪兵队的秘密，所以宪兵知道了郁达夫的真面目后，他们很害怕郁达夫会作为战争犯罪裁判庭的重要证人，听说曾经跟郁达夫有交往的巴东宪兵的也怕郁达夫的证言。
    
    第二，郁达夫曾住巴东公务（离武吉丁宜130公里）。他跟那里的许多日本人有交往，郁达夫除了跟市民、一般士兵有交往以外，郁达夫除了跟市民、一般市长有交往外，还跟住在这个城市的分州长、输送大队也很要好。郁达夫还去这个大队的诊疗所请军医看病。有那种举动和态度的郁达夫被日本人视为“亲日派”，正因为如此，日本宪兵在不知道他的真相前，一直把他置于一边不加理会。日本战败后，日本宪兵知道那个赵廉就是郁达夫，郁达夫一向的亲日态度突然改变：“战败国日本的军队是什么东西”。于是，日本宪兵认为有必要对郁达夫采取行动了。
    
    最后，铃木正夫还告诉千龙新闻网编辑，据说抗日战争中，被日本杀死或伤害的中国人有2000万左右，对于这许多人的索赔是巨大的政治问题。“我看，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不再战，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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