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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看到上海《新民晚报》6月20日所刊消息：“改名增字后重复出版女作家虹影"一女二嫁"成被告”。消息说：“虹影于1998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十八劫》，又于今年4月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两部作品对照后认为，后者是虹影将《十八劫》改名，并增加约两万字后的重复出版。" 消息又说：《饥饿的女儿》出版，“构成了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侵权。据悉，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已受理此案”。 虽然我没有收到过上海任何法院的通知，但是此消息已在传媒广为转载，为此，我不得不声明：上海文艺出版社不顾起码的为人道德，在告恶状。 《饥饿的女儿》一书，原名就是《饥饿的女儿》，台湾尔雅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字数192千。在此书获《联合报》1997年最佳书奖，并且翻译成欧美多种语言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电话，希望收入“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我同意了。 98年初，我读到寄来的校样，发现该社自作主张砍去三万多字，只剩161千。当即写信给该社副主编此书责任编辑魏心宏先生，指出如此伤筋动骨大砍大削，太不尊重作者的劳动，此书已严重残缺。 魏心宏先生说，如此砍削，并非作品艺术上结构上语言上有任何原因，而有种种“无可奈何”的理由（例如不能写情爱），希望我合作。我身居海外，对这些所谓理由的政策根据毫无所知，听来如同天方夜谭。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恢复全书原样，就证明这些理由全不成立，该社对政策妄作解释，自作主张，肢解我的作品，甚为可恨。 但是身居海外，消息不通。当时我想，既然对小说都有如此具体的政策，想来到其他出版社，会一样遭砍削。既然该社有如此苦衷，魏心宏先生又再三说，我退出对该社这整套书不利，似乎“不合作”说不过去。因此，我面临两难：该出版社的“苦衷”似乎诚恳；但对如此大砍，我又不能同意，因此，通信中与魏心宏先生商定两条： 1． 改题为《十八劫》，表明已非原书； 2． 以后有机会，《饥饿的女儿》恢复原书原名出版，与《十八劫》无干。 这两点，魏心宏先生代表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同意，这才签了出版合同。此书出版后，该社邀请我到上海、西安等地图书节签名售书，我拒绝了，因为此书已非我的原书，心里不高兴。 2000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将《饥饿的女儿》恢复全书192千字出版。我主动打电话给魏心宏先生，说明我是按二年多前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行事。魏心宏先生代表该社表示理解，声明决不会横生纠葛。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忽然一悔前言，诉诸法院，并且马上发消息，不知出于何因？可能以为我与魏心宏先生的来回商议，都是通信与电话，无文字凭据，就可以漫天过海，告我“增字易题”，打胡搅官司。 我可以公开告诉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打赢官司弄到赔款前，先花钱请个好律师。第一：我与魏心宏先生的来回信件，均留了底。第二：的确有合同，但只是《十八劫》的合同。 而且合同中规定乙方（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税“每隔半年结算一次”。该社从来未履行此款。 未履行此款可能的原因，是该社重印了《十八劫》，而不想再付稿费。因此该社首先违反合同，合同中在起印数一栏故意空白，早就有意欺瞒－－据行内人说，印数留空，已经是出版社做手脚的故技。 如果该社因为脱销不再重印，才不做“结算”，那么为时二年后，作者有权重新出版。也就是说，即使《十八劫》的合同也已经失效。 上海文艺出版社完全知道并且一再同意关于《饥饿的女儿》及《十八劫》的前后出版安排，现在突然诉诸法律，而且立马大造舆论，做法恶劣。我只能说，出版界某些人的职业道德，已经很不堪。 不过，我真愿意到上海法庭，会会这些运笔如刀，而且说话翻脸不认帐的绍兴路师爷。
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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